【摘要】：当前以东升西降为本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裂变中逐步展现。但是，以权力转移为基调的百年变局框架不能深刻解释世界范围内千年变局的文明与国家发展规律。只有以千年变局视野下文明中国为路径，才能跳出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的叙事框架。在当今新时代，中国首次放弃过去数百年间“刺激—反应”模式的被动策略，迈入顺势而为，积极主动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轨道。从战略全局的挑战来看，美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各方资源建立排华反华联盟，阻挠中国战略全局的实现，以期延续其21世纪的全球霸权地位。但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东升西降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逆转。然而，变局非定局，中国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实力政治与文明对话这两大战略，积极主动塑造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千年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世界变局演进，疫情发展及结束后，世界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准确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与内涵？中国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哪些内在关联？中国的战略全局目标的实现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如何继续有力推进战略全局的实施？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中国战略全局目标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既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启蒙运动后的历史发展语境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考察，鲜有研究吸纳根植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鉴视角。因此，本文以千年视角，对这些问题试作回答。
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的理解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其具体实践路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分两步走，推进“战略全局”的实现。关于战略全局的“两步走”路线、目标是既定的，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而言，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推进“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体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内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融合已有的学术观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内涵主要可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表现为“东升西降”“中升西降”，即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相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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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代西方并未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过很多论述，但西方学者就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变化曾有过学术争辩，并与中国学者形成共鸣共识。
一是认为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东移。鉴于中国自1978年实行空前改革开放政策，并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经济增长奇迹，世界众多机构和学者预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机构预测，中国GDP超越美国时间节点有所提前。例如，广为传播的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2021年世界经济排名榜》预测，2028年中国将有望超越美国，比之前预测提前5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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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为西方霸权正在加速衰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关注是对西方霸权衰落的关注。而西方衰落论的核心是美国霸权“衰落论”。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认为，1900年左右是西方权力巅峰时刻，当时的西方统治着世界，但之后西方逐步衰落，传统帝国瓦解，世界冲突战争不断，亚洲国家凭借自身独特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经济飞速发展，世界正在由东方重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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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在梳理近几百年来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史发现，当前资本所有权高度集中，不公平性显著上涨，财富所得占GDP比重前所未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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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天问题愈发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冲突不断。对于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民主国家公众认可比例越来越小，美国更是引领全球民主满意度衰退趋势，而大多数美国人也对美式民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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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认为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出现严重裂变。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动因，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冷战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逐渐褪色，多强力量上升、一超力量相对下降。过去30年，美国全球影响力停滞不前，而中国影响力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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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已经无法像二战后那样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掌控全球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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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褪色。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就东升西降这一判断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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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王文研究员等梳理百年变局时指出，世界并未朝着“一超多强”“多极格局”转化，而是更加接近“两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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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两超多强”格局以及可能的“三超多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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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院长以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问题集中爆发来概括国际格局之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五化”背景下，美国出现维护经济霸权的“结构性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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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的转型，不仅反映了权力对比关系，而且也反映了一系列新的领域和新的规则创制。南京大学朱锋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力量多元化在过去30多年引发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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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赤字空前扩大，以二战后建立的系列国际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
（二）西方叙事框架下的百年变局基于国家实力变化导致的权力转移，即“均势—打破均势—再均势”的动态平衡，往往伴随着战争、征服和掠夺。如果从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相关理论的视角来审视“百年未有之变局”，则无异会落入国强必霸、民族国家冲突与战争等理论窠臼之中。以“百年思维”来思考变局，就应回溯欧洲三十年战争及之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之下，欧洲列强逐步将民族国家原则推广到全世界，通过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网将亚非拉地区拉入其治下的整体世界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德国，再到二战后领衔世界秩序创建的美国，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到欧洲大国百年协调，再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变迁史充满冲突与战争。每一次国际格局转换与调整无不可称之为变局，西方有关百年变局的主流叙事与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明显背道而驰。
（三）西方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有”的理解是中国作为唯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即“他者的崛起”。中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超越了西方的传统认知，因此，西方将中国的崛起归类为（半）修正主义，认为中国崛起就是颠覆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认知既是霸权的想象，也是对“他者崛起”的关注。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主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都趋向于将与自我不同的他者统称为一个“他者”，其本质是对他者主体性的否定。在其看来，他者除了被同化，并没有其他道路选择，更遑论主体性建构。美国长期作为超级大国的存在，习惯占据霸权国位置，尤其不适应和接受中国的崛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美国始终认为自身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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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直倡导和而不同的中国之崛起，美国传教士式的普世主义加例外主义传统、牛仔军事传统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的金融霸权宰制，试图全方位予以遏制。
二、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角色
倘若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在更宽广深远的历史长河中，比如千年变局的视野中，则会在一定意义上超越西方近代以来权力转移冲突历史及其国际关系认知的理论框架。
从历史上看，早在西方进入亚洲之前，亚洲尤其东亚享有自身特有的区域秩序，这种秩序主要由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维护，而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经验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升为人类文明的新型秩序。一个半世纪前，李鸿章曾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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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巨变。基辛格也通过考察中国历史来了解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他认为，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必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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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将东方与西方相遇之前的亚洲秩序概括为“朝贡贸易五百年”。他认为，目标、信仰和民族认同远比均势、经济相互依赖更能帮助理解东亚国际关系，对东亚地区建立稳定国际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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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带来的无数冲突与战争相比，东亚的朝贡体系塑造了数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基辛格将这一东亚秩序传统称为“中国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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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一直占据历史悠久的东亚体系的中心地位。古代的中国以文明中心自居，周边四海、四荒是野蛮未开化之地，称为“夷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毗邻诸国只要向中国朝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交往受益。中国学者赵汀阳称之为“天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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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的基础原则是共存论和关系理性。虽然学界关于“天下体系”能否借鉴设计当今世界秩序尚存在相当争议，但是吸收了天下体系理论里“天下无外”视野与继承发扬和平五项基本原则精神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其优势和潜力大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势。
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下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千年视野下世界秩序的变局。正如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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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天下体系以自我为中心，存在中心—边缘特征的差序格局。但这些研究并未注意到中国特色世界秩序的内生动力和历史进化之道，即通过跨文明交流构建对话式文明，进而实现稳定与和平、安全与秩序。中华国家范式更近于一种“政治国家”“中华文明”互构的国家形态，即文明国家。这种国家范式既接受现代主权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框架逻辑，又传承中华文明，协和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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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意义，可以发现，其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独特范式，这种范式不是或隐或显地推行文化价值，而是与世界各文明一起、共同构建打造一套各文明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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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西汉末年至唐宋以来“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修身”的文化共同体建构，还是到近代“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开放融合，可以预测，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极有可能出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的新型复合性模式：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儒释道为精神，以世界多国文明为镜子的与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的深度交流、对话、博弈与可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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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巨变阐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铁律，千年历史回顾则更显文明对话与跨文明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如果跳出百年变局的权力转移叙事框架，跨文明对话和对话式文明的构建则可能成为一个有效弥合国际冲突的更开放、更文明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建构路径。
从现实上看，中国正改变过去“刺激—反应”的被动模式，转为主动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助推器。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至遭遇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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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坚船利炮冲击了天朝上国的天下体系，影响了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而激发了中国社会变革性的力量。面对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开始了由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领导的救亡图存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模式也被称为“刺激—反应”模式。该模式的实质在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构成外部挑战，从而引发中国内部改革等系列连锁反应。费正清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亦即此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革命、改革与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正逐步行进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另一方面，西方走向相对衰落。世界经济增长重心逐渐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历史与现实证明，西方的相对衰落是由其自身所致，即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衰落，而不是由中国导致。具体讲，西方霸权的衰落主要由西方制度和政策导致，比如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日益不得人心的残缺的民主制度和其霸权主义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建国初期提出共存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构主张，提升到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为主要途径这一推动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更着眼于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大局。因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全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共同利益。
在千年文明发展经验中，中式现代化与中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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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主动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支柱。一方面，中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导向是综合性的，表现在既涵盖软实力与硬实力，又统筹国内外；既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整合与超越，也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创新。这种现代化模式是尊重人的现代化，人不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存在，不是创造财富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工具，更是作为关系理性的价值本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另一方面，世界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和谐性的新秩序来化解欧美二元对立的全球化模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工具或平台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对外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奉行不称霸外交。用多边平台积极推进对话与合作。而这些正是具体推进中式全球化的举措。中国对其战略全局的推进是世界秩序稳定的助推器，乃至定海神针。中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中式全球化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式全球化的三大全球公共产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的来源。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挑战首先且主要来自于守成国美国的阻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认“东升西降”这一全球战略趋势的判断。美国对中国复兴持嫉妒、恐惧和焦虑的复杂情绪。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都不认可，不接受，也不愿意看到世界大势的“东升西降”。奥巴马曾表示：“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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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报告预测，美国到2025年仍将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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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早在任副总统时就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美国的末日，并且坚信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命运之神仍将垂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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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承认或不甘心看到中国成为替代美国的超级大国，试图阻挠中国战略全局的推进。拜登将中国实现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结合点称为“转折点”（inflection point）。美国仍坚信，自身的政治制度、创新能力等仍能使自身保持全球霸权地位和优势。美国学界也有持美国兴盛论观点的学者，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经济实力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世界权力资源分配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美国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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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晴雨表，美国军事预算仍是中国数倍，同盟、伙伴关系、单边主义、民主等仍是美国霸权维持的战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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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图扭转“东升西降”之势。美国视中国推进的战略全局为对其霸权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试图利用几乎所有国内国际资源、联合盟友与中国展开竞争，以扭转“东升西降”之势。一方面，拜登政府积极修复国内矛盾；另一方面，美国试图从国内外联合、公私部门协同，软硬兼施，建立针对中国的全球性或区域性联盟，例如民主峰会，“印太联盟”，澳英美核潜艇协议，和美国—非洲论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等。
美国正结束长久以来与中国的接触战略，将其转换为强力遏制与全面竞争双管齐下的战略。它一手抓战略设计、实施，另一手抓战略传播，将其内化为反华行为体的行动标准。拜登修正特朗普时期破坏国际多边主义等做法，通过建立“印太联盟”、跨大西洋联盟以及全球民主联盟等来遏制中国战略全局的实施。在人权问题上，美不断对华发难，拜登、国务卿布林肯等不断攻击抹黑并染指新疆、西藏、香港及台湾等中国内政和主权问题。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G7启动基于“价值驱动、高标准、透明”帮助贫困国家的全球基建计划（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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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卡脖子，打压华为、中兴、大疆等企业，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美国国会正在讨论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等相关法案，用立法与规制向中国发动进攻。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危机，美国对外散布中国威胁论，试图转移国内矛盾，恶化中国走向复兴的国际舆论环境。
美国谋求遏制中国的战略要冲之地是“印太地区”。拜登政府已进一步升级其回归亚洲战略，将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联盟”升级为亚洲版北约。其目的是针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构亚洲合作与发展趋势，进而破坏中国战略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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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联盟”正在升级为亚洲版北约，今后有可能扩大其组织成员数量，其针对中国战略全局的围堵和遏制乃二战以来所罕见。鉴于美国战略界“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一战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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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能够在亚洲地区成为地区性超级大国的国家必将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在美国眼里，中国就是这一新型超级大国天然的候选国。美国战略界不甘美国屈居第二，于是逆天妄行。拜登于2022年1月2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示了“21世纪依然是美国世纪”豪言壮志，妄图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延续和加强遏制性混合战略。
（三）协同盟国，针对中国推进舆论战略传播。美国在试图扭转中国战略全局大势过程中，设计战略传播机制，内化为各行业领域行动指南与标准，制造遏制中国复兴的“政治正确”。在对华全面竞争意识形态统合下，对中国量身制作一套统一战略传播机制，即将中国复兴之举描述为所谓“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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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持续恶化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根据盖洛普最新民意测验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民众中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占比在2021年达45%的历史新高，且高达63%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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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智库以及众多非政府组织成为美国争夺国际话语权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对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和掌控是通过政府、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一系列协调配合展开的，在维护美国安全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方面，其拥有隐形而又坚实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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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战略思维被纳入美内政方针的方方面面。美国白宫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将中国描述为“偷窃”美国知识产权与相关技术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的战略竞争者。2018年，美国司法部高调宣布出台中国行动计划，大肆非法逮捕华人。拜登入主白宫不到一年，美国防部成立了“中国行动队”，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国务院真正筹建“中国屋”（China House）。美国国会近几年来打压中国的提案多达300多份，并正试图通过相关法案对中国进行全面规制和“长臂管辖”。以哈德逊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为代表的精英智库通过研讨、辩论等形式散布所谓的21世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更有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鼓吹所谓的牛仔式国际关系处理模式，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即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注定一战”。在美国优先战略下，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积极配合跟进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这些媒体在美国政府对华战略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吹鼓手角色。例如，《华盛顿邮报》将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任性地定性为“数字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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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则在没有相关证据支撑下发表评论，将中国民营企业华为视为美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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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综合性的以污名化为主的传播战略默契地配合下，美国军事国防力量在中国沿海周边不断持续并升级其武力威慑活动。
四、中国推进战略全局目标的路径
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将起未起、大而未壮的战略全局实现的前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施战略全局机遇期的交汇处，也处于大国复兴接触期、摩擦期与接纳期相互交织的历史机遇期。目前关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宏观经济预测还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外部条件在不断变化，甚至可能发生裂变。国际形势波云诡谲，各种暗流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承认，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复兴。从千年变局的历史长河中，也许能够寻找到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良方与出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规律性变局，非人为因素可以干扰阻挠。在认清并正视大势基础上，应该保持定力，顺势而为。
（一）认清战略形势，建立国家级战略预警机制。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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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千年变局大势，时间与道义都站在有利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时代壮举一边。变局非定局，目前,中美都处在“东升西降”和“西升东降”这两种战略愿景的战略相持和相互博弈阶段。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扭转“东升西降”之势，打造“西升东降”之局。中国有必要建立国家级战略预警机制，定期对“东升西降”和“西升东降”进行相关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次比较研究，设计和发布“东升西降”指数，全局和全天候地跟踪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国际形势，作出综合判断,及时提供预警和因应之策。
（二）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战略契机，紧跟并引领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0月1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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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奉行实力政治的国际秩序中，优先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无疑是中国确保战略全局成功推进的必然选项。这包括提升和引领全球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举措。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加大开放力度，大力招聘和培养全球顶级科技人才，尤其是战略科学家，抓住百年变局的科技变量，加快推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性研究。
（三）优先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所处地缘环境制约着战略全局实现进程。作为实现战略全局目标的必由之路，中国应该优先打造亚洲版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亚洲成为新的军事竞技场，解构美国打造的亚洲版北约机制。同时，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提升东盟和上合组织等亚洲地区性组织的全方位合作，包括安全防卫合作，保障亚洲地区的共同安全，带动本地区发展与繁荣。在地区合作框架下不断开创合作范式的创新与突破，坚持在制度环境中通过对话、沟通等形式进行广泛而平等的交流与磋商，形成共同协商、共同决策的议事模式，建构多元有效的地区合作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还应该在亚洲更加强有力地发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教育北京论坛、博鳌论坛和欧亚论坛等平台的功能，积极分享经济治理、外交与教育发展经验，增强亚洲文明对话关系。尤其要大力改善、增强和提升我国亚洲区域与国别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规模和质量，创新亚洲研究乃至全球（化）研究范式，突出对话性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改变中国作为亚洲崛起大国的亚洲和全球（化）研究规模与质量不如作为域外国家美国的不对称不平衡现状。
（四）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善于通过战略设计，将竞争对手拖垮，甚至打垮。美国对中国步步紧逼，全面发难，极力阻挠中国对战略全局目标的实施。中国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中，实现战略全局目标，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要有决心、勇气、智慧应对，不落入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各种陷阱之中。从目前中美互动走向预测，全球极有可能形成由中美各自引领的两套新旧文明秩序。因此，中国应在国际社会中加大传播和平、发展、公正、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并予以制度化，组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统一战线，反对美西方军事同盟全球化和反对将全球化武器化的行径。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平红利发展基础上，尽力维护与夯实和平稳定发展大局，在新时代力图营造和开拓又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红利期。美国针对中国而造成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应该主要直面美国，不应把打击美国盟国当作主要目标。
（五）加紧推进战略传播体系建设。在国家战略预备、设计、实施过程中，战略传播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战略传播不仅强调媒体作用，而且涵盖外交、国防、情报、信息和民间交流等领域，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并精心设计传播活动，以增强传播效能，可直达关键受众，营造互利的舆论环境，实现战略目标。战略传播的关键特征是“多元合力”，“虚功实做”与“虚实结合”。目前中国的战略传播重点是要解构美西方国家试图将遏制中国逐步“政治正确化”、正常化和全球化的企图。尤其是要优化人事制度、充分挖掘和发挥国际社会国际传播人才力量，为新时代培训一大批高水平战略传播人才。
同时还应把握战略机遇，建立全球性、跨区域、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打造对话式文明，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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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11月25日致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加强交流，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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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观察家认识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复兴的意义，但更应关注文明复兴的过程和内生动力，即跨文明交流。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型国家，中国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为世界作出贡献，更要在文化与文明观念、包容型世界秩序塑造以及超越西方二元对立价值观上为全球作出新贡献。
结语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中国正以两步走方略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全局的目标。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有智慧和实力驾驭战略全局,这是任何外部力量所不能左右的。以美国为首的既有世界秩序守成国不甘心不愿意目睹中国引领战略全局走向，正试图通过建立全球反华联盟为主要战略，试图扭转“东升西降”之势，延续其21世纪全球霸权。全球目前正处于“东升西降”与“西升东降”这两种战略愿景的战略相持与博弈阶段。在千年变局视野下，中国应以对话型文明为基础，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化解风险，规避以往以军事、经济为主导力量的强权转移论陷阱，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最终成就对话文明范式在全球的崛起和人类新型文明的形成。
贾文山,江灏锋.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路径[J].现代国际关系,2022(07):23-30+60-61.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XDGG202207008&uniplatform=NZKPT&v=JHXFTuLk4IU3MQW9Cd1vo-M_p9uF92B1YwkXuIq-O2sIkrvOLZmnQVcQLsoGRH2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