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1]贾文山,马菲,孙宸.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提升策略研究[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03):118-125.

摘要：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已难以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亟须转化与赋能。中国倡导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了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需要以通晓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基础的全球胜任力为动力。培养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就是增强参与并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从而提升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能力。应该看到，面对当前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依旧稀缺。要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应该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提升国家层面的全球治理胜任力；坚持中国倡议，优化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思路；加强平台建设，干中学、学中干，知行合一，为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贡献新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胜任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同在。欧洲和美国最近的趋势表明，自由的国际秩序正在不断退化。1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地缘政治、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多方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发展面临威胁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了更加高效地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需要增强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和输送大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全球胜任力人才，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全球治理模式改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本文所论述的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体等多种类别。

一、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世界公共危机挑战

（一）全球性公共危机增多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显著提高。然而，这些趋势伴随着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回潮，霸权主义与保护主义的齐头并进，和全球性公共危机的日益增多，领土主权争端等引起的地区军事冲突也接连不断，特别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难民危机凸显，世界格局正在大国博弈中发生着急剧转变。全球性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明显增多，山火频繁，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破坏导致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蔓延，网络安全与恐怖主义威胁等严重影响全人类的生存与生活。

有效应对和处理这些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世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是唯一的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当下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平等协商，建立公正与合理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通过合作对话、协商，共同解决全球问题。3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治理体系尚未能与时俱进，结构性缺陷凸显，旧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二）全球分裂加剧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众多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危机与推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能够继续拥有对旧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权，维护本国少数精英集团利益，在国际上频频“退群”，并极力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手段来维护其霸权，掀起一波波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浪潮，对联合国主张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进行侵蚀与挤压，严重限制甚至破坏了一些新兴国际进步力量协同应对全球公共性危机的行动和对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改善努力，严重阻碍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程。

西方国家的“退群”和团团伙伙式军事与外交举动、减少参与全球治理行动与投入等一系列行为，以及西方国家推崇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全球化“武器化”等，实质上是一种西方帝国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当代翻版。特别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消极表现，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不仅削弱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反映其本身作为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主体的治理意愿和能力的降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化、武器化和北约印太化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分裂，人为地加重甚至制造了新的全球治理危机，严重阻碍了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塑造，导致全人类重新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

二、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概念、意义及人才培养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4全球胜任力是认识和了解自我与世界的洞察力、跨文化沟通、说服和谈判能力、跨文化管理能力与全球领导力等多种维度的综合能力。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既包括中国组织与个人在新时代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世界舞台上传播中国思想，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执行力，也包括中国政府、国家、组织及个人与全球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各宗教及各政党等其他类型的组织等进行有效沟通、深度合作，共同塑造人类美好未来的能力。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陈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满足当前全球发展局势的需求，全球治理理念和机制亟须更新与转变。同时，全球治理危机的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主体其全球治理意愿的降低和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恶意破坏，迫切需要全人类以“共同体”意识参与和推动新型全球治理。而这为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中国提供了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的空间，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也越来越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必备技能。实际上，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首先是一种跨文化沟通与协调行为，即通过沟通、说服和协商，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全球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因此，为了更好地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更好地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沟通与协作，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个人等相关者需要具备全球胜任力。只有大力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发挥正能量的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变局与挑战，掌握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只有增强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协同合作，为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需要在人格层面、认知层面和技能层面上进行系统性培训和提升。在人格层面上，应秉持开放创新、谦虚谨慎、与时俱进、合作共赢的人才培养理念。在认知层面上，真正做到文化、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我与他我认知。在技能层面上，具备十大技能：具备讲好中国思想理论、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故事的能力；具备理解多元多变的世界的能力；具备参与全球和国际战略制定的能力；具备在全球多元化的环境下与不同国家、民族和信仰的人员有效得体沟通的技能；具有国际谈判技能；具有跨国与跨文化游说能力；具有国际冲突管理与调解能力；具有全球危机管理与形象塑造和修复能力；具有有效应对国际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企业管理或跨国非营利机构的运营能力；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胸怀和全球领导力。5笔者认为，期待某一个人集这十大能力于一身是不现实的，这十种能力应该是从事不同类型国际事务人员应该具有的能力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工程应该注重挖掘和培养具备上述能力的各类人才。

新时代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核心不仅在于对全球事务深入的理解、判断和分析，同时还要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地传播出去，并在国际环境里发挥引领作用，为全球性问题进行有效处理、管理和治理提供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有效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人才，我国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使用全新的教学理念，在探索中逐步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立足实际，不断探索，除产出了可观的科研成果外，还面向社会先后主办了相关培训班，从全球胜任力人才应具备能力的不同维度进行了人才培养的有效实践与深入探索。

但应该看到的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依旧稀缺。因此，中国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亟须破除原有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渠道招聘学员，加快人才培养进度，同时强化对中国国情、政策和世情的理解，重视相关人才的全面发展。例如，可以创建面向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招生的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英文硕士和博士项目“全球思想与全球传播”（Global Thought&Global Communication），为中国引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培养和输送新型全球治理高级人才。

三、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具体策略

（一）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提升国家层面的全球治理胜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6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变，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日益加深，各国间利益交织，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逐渐意识到在全球性公共危机与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7

当下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始终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引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自然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过去近十年间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以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提高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互利共赢，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有效地传播和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倡导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思路，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的六个价值，即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践，就是打造新型全球治理的六个板块。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就是要围绕着这六个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元素的落实，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予以实施。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核心价值元素是科学选配的，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和逻辑分明。其中，安全是和平的保障，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发展就是把事业做大；公平与正义就是分配公正。公平与正义的底线就是共同利益，公平与正义的最高理想就是共同富裕；发展可以为实施公平正义提供较好的客观物质条件和资源，但是发展本身不等于公平正义问题的自动解决；民主与自由既是前四个价值推进实施和实现的工具或保障，也是安全（和平）与发展的高质量成果。安全（和平）与发展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层面，公平与正义主要表现在制度化价值层面；民主与自由主要表现在制度化价值和人类新文明精神层面。安全（和平）与发展是物质基础；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是上层建筑。这六个价值元素分三组，环环相套，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新走向。

只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创造和维护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主持和推动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推动国际贸易文化交流自由都应该是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具体目标和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该设置相应的创新性开放包容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共同价值予以最科学的诠释和富有创意的传播。不仅应该从思想理论和逻辑上讲好人类共同价值对全人类塑造美好未来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应该策划、设计和采用多种多样既接地气又相互衔接、既能够产生短期效应又能够产生持续影响力的方式方法，做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施。这些就构成了全球治理视角下全球胜任力的六大目标和使命。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价值诉求就是建立在这六大价值基础之上的。这六大价值，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新型全球治理的灵魂所在、核心内涵所在，也构成了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目标和使命。

在我国政府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具备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全球胜任力后，联合国、金砖五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均可作为实施与联动的平台。因为这些组织都是多边主义的，有助于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推进。这两个全球性倡议是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里排序中两个最靠前，即最核心的价值而提出的。当然，其他价值也不能忽略，如坚持民主化的国际关系，坚持多边主义，主张贸易自由、人员交流自由、信息自由以及文化交流自由等。对安全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这六大价值的践行都需要联动共振起来，协同发挥作用。

但也应看到的是，当前，尽管我国积极参与到二十国集团、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建设，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事务中，但目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人员相对较少，通晓、融通、制定和推广新时代国际规则等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人才短缺。这一短缺导致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严重受限。有鉴于此，我国在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对应对国际形势发展的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提升与人才队伍建设势在必行。为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培养精通中外文化，熟悉党和国家理论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制定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培养能驾驭新时代全球格局变化的全球胜任力人才，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合作建设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中，势在必行。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组织、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培养解决公共危机的全球思维，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推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坚持中国倡议，优化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思路

实现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的最终目标。8中国围绕新时代全球治理先后提出了两大全球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注重发展合作，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9提出推进抗疫疫苗、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八个重点领域合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指明了方向。10全球安全倡议聚焦于安全问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明确主权原则，秉持多边主义，呼吁各国采取对话协商等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11

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核心内容，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12提高国家、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国家之间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打造以共同价值和共同富裕为核心诉求的命运共同体。13“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建立在完整的思想体系，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而且也是中国为了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而设计的中国方案和平台。这一方案及其理论基础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摒弃了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打破了美西方国家“中心—边缘”的陈旧思维，14也切实推动了各国人民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一倡议不仅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更是为我国提升全球胜任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导和实践方向。

全球发展倡议宗旨是推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该倡议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里最核心价值之一——发展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施举措，对“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贡献了新理念，提出了新要求，贡献了新能动。而全球安全倡议则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里最核心价值之一安全/和平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施举措。它不仅可以巩固“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成果，为构建以“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为特征的“全球中国”形象保驾护航，15也为塑造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作贡献。

因此，在新时代全球治理的视角下，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应该排除其原有的思想障碍，打破陈旧僵化之冰，坚持中国倡议，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指导思想，以推动落实中国倡议为路径，构建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教育和培训基础设施和体系，为构建充满安全/和平与繁荣、公正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世界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三）加强平台建设，坚持干中学、学中干，做到知行合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倡导“干中学、学中干，知行合一”的全面实践理念，16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金砖五国、上合组织、亚投行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国加强了国际沟通交流，构建并发展了一系列跨文化交流平台，为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相关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广阔的实践平台。

截至2022年2月，共建“一带一路”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多达180个，合作范围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17与此同时，为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实现民心相通，孔子学院、鲁班工坊以及中国文化中心等多个中外文化交流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密切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平台作为我国提升全球胜任力的重要实践平台，其不仅旨在推广汉语教学，同时还增强了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在平台的构建过程中学习和积累，明显地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以“孔子”“鲁班”等中华文明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命名，进一步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降低了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18同时，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等机构的学科设置也极具深意，不仅切实满足了参与者的工作需求，弥补了当地人才岗位的空缺，也深刻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正向发展。这无疑是我国提升全球胜任力，推进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实践举措。

然而，尽管我国在推进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以孔子学院为例，从2018年到2022年，美国孔子学院的数量从106所直线下降到35所。主要原因是受到2019财政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影响。该法案剥夺了设立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机构申请联邦政府研究基金的资格。在该法案的压力下，大量孔子学院被迫关停。从表面上看，该现象不仅暴露了孔子学院内在机制建设的不完备，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和西方传统思维的影响，19也在根本上反映了中方当事人或机构在国际变局中的应对能力尚需加强，即国际舆论引导力、国际游说力和国际谈判力等全球胜任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孔子学院的国际文化交流功能。

此外，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和参与力度同样亟待上升。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例，截至2021年初，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consultative status）的非政府组织中只有不到1.6%来自中国。这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严重不符。20

因此，中国应该结合当下的国际形势，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努力为国际社会搭建高质量的多元文化交流平台，科学布局，重视合法性，设计富有韧性的灵活机制，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为提升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人才贡献新的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1Luke Amadi，“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esearch in Globalization,No.2, 2020, pp.1-9.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3陶林：《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略》，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14页。

4《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第1版。

5贾文山、卢芳珠：《全球化与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概念、现状与构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18—128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8—449页。

7《习近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来源：https://www.12371.cn/2017/10/18/ARTI1508299199682101.s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5日

8姚威、储昭卫：《新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全球胜任力培养模式构建——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多案例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2021年第23期，第21—29页。

9《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

10王新萍、俞懿春、张志文、李应齐：《全球发展倡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载《人民日报》，2022年3月23日，第3版。

11《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1版。

12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载《人民日报》，2022年1月25日，第14版。

13景俊海：《“一带一路”：实现百年梦想的重大部署》，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11日，第7版。

14杨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第143—152页。

15史安斌、张耀钟：《新中国形象的再建构:70年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路径》，载《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期，第26—38页。

16高晓虹、涂凌波：《“实践赋能”视野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与模式创新》，载《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8期，第24—27页。

17王岚：《基于“鲁班工坊”提升我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研究》，载《职教论坛》，2022年第3期，第37—44页。

18张虹倩、胡范铸：《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26—35页。

19伍晨辰：《美国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思考(2004~2022)》，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年第3期，第45—53页。

20谭淇：《中国如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以场域理论为视域》，载《学理论》，2021年第6期，第3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