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范式(narrative paradigm)最初是由20世纪传播学家Walter Fisher提出来的。Fisher给叙事学范式提供了如下定义：叙事学范式能反映出跨学科学者们所共享的某种现存观念，特别是和叙事性相关的观念；叙事学范式并不一定会对现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世界话语类型产生冲击和影响 [1] 。其所认为的叙事(narration)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包括描述和轶事等在内的个性化形式；第二层含义包括论证和叙述在内的一般化形式；第三层含义是指用来理解人们决策、话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例如戏剧化[2]。

Fisher认为，高质量的叙事必须遵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叙事必须自圆其说(coherence),另一个是叙事能够在受众内心里产生共鸣(fidelity)。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需要从中国语境提出新全球叙事学，即讲好中国故事。一系列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归因理论、平衡理论、社会融合理论等在内，和叙事学范式都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均是探讨人们如何利用这些叙述去引导受众行为的 [1] 。叙事学范式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叙事学不是修辞学，叙事学不否认传统学科(哲学、科学、诗词学等)的用处，叙事学并不否认权力、意识形态、极权力量等对传播实践的作用 [1] 。

1996年于巴黎出版的第八期《交际》杂志首次刊载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标志着西方经典叙事学的诞生[3]。经典的全球叙事学受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研究影响较大。经典叙事学主要关注形式叙事当中故事和话语的作用，尤其是共同叙事当中所具有的特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数叙事学逐渐取代了经典叙事学，叙事学研究也愈加关注叙事与文化、历史等其他多元学科之间的关系 [4] 。具体而言，早期经典叙事包含两种范式：首先，以故事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分析叙事中的行为，研究其相应功能和排序关系，从而对叙事结构进行剖析；其次，以故事表达的方式，即话语为研究对象。申丹所说的叙事学主要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并将经典叙事学定义为“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其研究对象包括以普洛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叙事学家、以热奈特为代表的叙述话语学家、以普林斯和查特曼为代表的融合叙事学家；而后经典叙事学更聚焦于“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3]60。尚必武将当代西方叙事学划分为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的前叙事学、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叙事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后经典叙事学 [5] 。前叙事学阶段的俄国形式主义学家们为叙事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典叙事学阶段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后经典叙事学包含了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诗歌叙事学和跨媒介叙事学 [5] 。下面着重分析西方古典叙事研究中的三大叙事学分支：文学叙事学、新闻叙事学和战略叙事学。

文学中的叙事学(narratology)更加关注精英修辞和精英受众。20世纪60年代，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首先于1969年由Tzvetan Todorov在其著作《十日谈的文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中提出。文学叙事学是一门关于叙事、叙事研究(如叙事虚构作品)以及二者是如何影响人们观念的研究。文学叙事学理论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即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现当代的文学叙事学理论起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是苏联文学结构主义学者Vladimir Propp。他于1928年所著的《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Folktale),俄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判理论家Mikhail Bakhtin在1975年出版的《对话想象：四篇论文》(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中提出的杂语(heteroglossia)、对话理论(dialogism)以及时空型(chronotope)都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根基。古典叙事理论和当代叙事理论存在如下几点异同：首先，古典叙事理论强调故事是否描述了现实环境，而当代叙事理论强调的是叙事作品是如何讲述故事的。其次，古典叙事理论注重作者，认为文学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意志；而当代叙事理论推崇“本文论”,认为文学作品是叙事规则的体现。再次，古典叙事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独创与单一，而当代叙事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最后，古典叙事理论具有封闭性特征，认为作品本身具有先在性的意义；而当代叙事理论则具有开放性特征，认为文本并非固化不变，而是在叙事交流中不断生长的。

现代叙事理论主要包含两个流派，即修辞性叙事理论和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学来自于芝加哥学派，迄今包括四代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继承此研究。其中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学者，如Elder Olson、Ronald Crane、Richard McKeon等多关注“文本诗学”,而以Wayne Booth为代表的第二代、以James Phelan、Peter Rabinowitz为代表的第三代和以Gary Johnson、Katherine Nash等为代表的第四代芝加哥学派学者多关注“修辞诗学”,对修辞意图与手段的关注和叙事学的结合发展成为修辞性叙事学[6]。

结构主义叙事学既具有时间上的久远性，也具有空间上的延展性，主张研究对象的叙事作品不受外界制约，多强调作品的抽象性、静态性与共时性。结构主义叙事学注重叙事作品的内在与独立特征，所建立的理论模式能做到对研究对象细致准确的分析。20世纪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诗学对于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源头是索绪尔提出的现代语言学和皮尔世提出的符号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语言”是系统化的模式，“言语”是此模式的个性与具体化展现，其中共时语言学强调的恰恰是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在结构主义诗学(亦称为神话学)中，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时间具有的独特性质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先导。

除了文学叙事学外，新闻叙事学的出现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新闻叙事学关注新闻报道当中存在的共同叙事性元素。齐爱军将新闻叙事学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 [7] ,新闻叙事学的三种主要理论框架包含新闻叙事文本和话语结构、新闻叙事行为以及策略研究。新闻叙事文本呈现出连续且开放的特征，其话语结构是完整的、有重心的；新闻叙事行为体现为传递真实可靠、全面完整的信息，并以风格叙事和话题叙事为主导；在新闻叙事策略研究中，风格叙事主要包括细节策略、场景策略、视角策略，话题叙事主要包括平衡策略、语词倾向性策略、消息来源策略、叙事结构选择策略和媒介包裹策略 [7] 。

在深入分析叙事学范式时，可以通过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戏剧化(dramatism)视角来探究当下的叙事学范式。建构主义对于叙事学范式的影响可以体现为叙事建构论，主要体现为四种关系 [8] 。首先，人类思维方式往往决定着人本身主体的建构，而范式模式(the paradigmatic mode)和叙事模式(the narrative mode)构成了人类的主要思维方式。其次，叙事与现实关系受到学者们的争论。Mink提出人类理解世界主要基于理论、范畴和模型这三种方式，叙事特性存在于叙事的艺术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Hardy认为，叙事存在于生活当中，因为叙事是人类的心灵活动。再次，人类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叙事性决定了现实世界的叙事性。最后，个体叙事和群体叙事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群体叙事包含了个体叙事并赋予后者意义，群体叙事与个体叙事均具有来自于叙事的主体性特征。

实用主义对叙事的影响多体现在古典实用主义中。实用主义最早由Charles Pierce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实用主义学派认为，人类自身主体思考和自己有利益相关且感兴趣的问题，立足于现实进行实践，而非关注与现实无关的理论。实用主义的古典叙事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以发生学的生成逻辑为核心的古典叙事，以古典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认知观点以及包括符号、经验、意义等在内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承续 [9] 。随着经典理论家们对实用主义古典叙事的讨论，各种分野与冲突也慢慢产生，古典实用主义谱系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实用主义为美国当代纪录片在主题上提供了自由平等的阐释、对叙事学话语主体上进行了机制创新，并用实验的方法证实叙事逻辑。

战略传播由美国传播学者Manheim于1991年提出。他认为，战略传播意在帮助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向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他也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学研究领域引进公众视线[10]。美国在2010年发布的《战略传播国家框架》中将战略传播解释如下：一方面，言语和行动存在一致性，以及他们是如何被特定受众所感知的；另一方面，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操作的专业人员所从事的精准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传播活动1。战略传播主要体现两个核心，一个是具有明确、关键受众的目标导向性，另一个是整合多个层面、多种资源的战略化整合导向性 [10] 。

西方经典叙事学开始建构时就希望是普世性的，其名称像其他人文社科一样，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且最初并未通过深刻反思意识到世界有其他文明的存在。在价值层面上，西方经典叙事学主要反映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的世界观，其叙事理论建构是在印欧语系世界里进行的，打下了鲜明的现代西方文化烙印。因而，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回顾并反思西方叙事学的内涵，从而提出适应当下时代的新全球叙事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讲话时，强调对外传播工作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中国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同时他强调，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战略传播已成为国家决策层面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积极推动以新全球叙事学为知识框架的新战略叙事和战略性叙事理论的构建。秉持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呈现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这三个机制体现出了新全球叙事学的现实应用。“一带一路”的“硬联通”指的是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扎实稳步推进；“软联通”是指中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制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心联通”则指推动“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提高生活质量，传递中国声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作为战略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话语支撑，如国家话语、制度性话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话语等。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于当今世界话语构建的垄断，可以通过战略沟通引导舆论，提升国际传播中工具竞争的“硬实力”和内容竞争的“软实力”,利用全球化话语构建国际传播的新秩序[11]。

海外中国传播学与国内华夏传播研究对构建新全球叙事学理论有着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性。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Lucian Pye对中国人谈判作风(negotiation style)的研究，Penelope Brown和Stephen Levinson提出的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Erving Goffman提出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理论以及Stella Ting-Toomey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

Pye对中国沟通风格(negotiation style)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商业谈判中的中国文化研究，如1982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人的谈判作风：商业交往和文化原理》(Chinese Negotiating Style:Commercial Approaches and Cultural Principles) [12] ⅸ-ⅻ。Pye认为，了解中国人的沟通风格一方面可以减少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的误解，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对在中国做商贸活动的美国商人和银行家进行深度访谈，他发现，中国人在商业谈判中多关注所签订文件背后反映的精神(spirit)和通则，而较少阐释具体的细节内容；中国人会利用东道主的身份优势来设定谈判的时间、议程以及谈判的节奏，同时也非常注重商业交往对象的声誉和名声，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面子、避免指责批评的传统；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会很有耐心，有时候会搁置谈判一段时间给彼此更多缓冲的余地，中国人在处理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会很坚定，但是在处理细节问题的时候又很灵活。总之，在和中国人交往过程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会有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理解。Pye的研究为以上所述的新全球叙事学当中的新叙事经济学提供了较大的参考价值。

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强调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自尊和产生的积极社会价值，这种自尊也即戈夫曼曾提出来的个人公众形象的脸面(face)概念，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文化。礼貌理论当中的脸面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积极的脸面意指个人更倾向于和他人互动交流并产生连接，消极的脸面意指独立和自主，尽可能不和他人产生交流。当有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应采取相应的礼貌策略来挽尊，包括完全直接策略(bald on-record)、正面礼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负面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间接策略(off record)和不采取面子威胁行为(don’t do the face-threatening act)。完全直接策略指谈判者直截了当道明说话意图，例如给对方提供意见，关系比较亲密的沟通者之间常常采用这一策略；正面礼貌策略指的是在谈话中顾及他人颜面，一般谈话语境较为友好，会让对方感受良好而不会有压力；负面礼貌策略指用较为负面、否定的语气来和对方沟通，会给沟通者带来一定的不适和尴尬情绪；间接策略则是指用模糊、不确定的语言给彼此留一定空间和回旋的余地；不采取面子威胁行为旨在避免冒犯他人、维持现状的和谐。中国在构建新全球话语体系时，在和他国进行外交沟通中也呈现出能屈能伸、张弛有度的灵活政治外交叙事话语。

由Goffman提出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亦称为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是指人们在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试图影响他们对一个人、一个物或者一件事情的印象，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调节和控制相应的信息[13]。Goffman用戏剧的场景来阐释印象管理，他认为演员会在不同的观众前进行不同的表演，演员和观众会通过合作沟通，共同定义戏剧表演当中的场景。在与他人交流时，人们会通过刻意的语言或者无意识的非语言方式来和他人进行信息的沟通交流，对方往往也会从接收到的语言信息中形成对这个人最直接的印象。印象管理主要有四种技巧：首先，克制情绪，保持自我控制；其次，遵守当前所处情境中的规则；再次，要讨好对方，充分了解对方的喜好；最后，表演者要做到言行一致。新全球叙事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即要讲好中国故事，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一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属于印象管理的一种。

此外，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当代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孙向晨的“汉语哲学”理论都属于新全球叙事学重要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此外，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瑞士达沃斯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等多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均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也恰恰是新全球叙事学内涵的价值基础，因而新全球叙事学不仅应该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还应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世界故事。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将世界视作政治主体，而非被统治对象，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并通过“重思中国”而“重构中国”[14]。他认为，新天下体系以关系理性为原则，奉行兼容普遍主义，要实现最小化对彼此的伤害、最大化彼此的利益，从而构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共在秩序和真正意义的国际体系。

我们需要在新全球叙事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与超越西方现代化与全球化叙事结构的新叙事结构，一个既遵守天下无外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又弘扬以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为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叙事结构。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狭义的叙事学，本文提出的新全球叙事学是广义上的全球叙事学，其中也包含了全球传播学、国际新闻学、跨文化新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因而，新全球叙事学既是中国化的、也是全球化的。

相比较于欧美语境下通常定义的旧全球叙事学，新全球叙事学以中国传统为根基，中国的传统叙事讲求入情入理，情理相兼。伦理的核心是秩序，秩序的本质是和谐。新全球叙事学的框架和研究目的，与旧全球叙事学相比，都有明显变化。新全球叙事学应该以中国语境为背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如何利用全球叙事框架对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政策制定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同于旧全球叙事学，新全球叙事学聚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尤其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叙事结构、叙事生产和叙事传播以及目前在国际上产生何种影响等。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5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至善的秩序性价值”“共享性利益价值”和“解放性发展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叙事思维体现在主体间性思维和世界共构思维，通过对全球权力和治理观念以及世界差异的反思来建立起全球对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认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感召力 [15] 。具体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应该以传播其由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等组成的共同价值体系为核心。

新全球叙事学的价值问题和秩序制度问题等，以及对于政策、战略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等都是新全球叙事学框架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新全球叙事学框架以中国叙事为聚焦，旨在通过中国的全球叙事和话语权力与其他国家做到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不仅要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进行有效对话，同时也要多加重视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叙事传播研究，打造世界认可、国际受众好理解、易接受的中国话语体系。目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官方媒体驻外机构承担起了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责任，中国驻外大使及外交部发言人也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开设了个人账号，以期通过这种方式与全球网友进行互动，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中国要以更为宏大的视野，即新全球叙事学的角度，向新旧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指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自信指我们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满信心与充分认同；制度自信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进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文化自信指我们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豪。这一切都体现出中国国家制度、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愈加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的优势，展现出了中国国家叙事的构建路径和别具一格的中国模式。

新全球叙事学有着较为深厚的中国政治哲学根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体现出了有机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础上，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大成，立足于凝聚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党和国家治理等领域，在坚持“和谐”“和平”“和睦”的文化追求中体现出中国精神与中国风格7。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8

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建设研究也是新全球叙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胜任力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考察青年一代在当今多元、跨文化交融的大环境下，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相互沟通协作，在合作中解决问题、发现机会、取得共赢。全球胜任力包含人格培养、认知能力、技能培养三大方面。其中，人格培养具体体现为成就动机、个人特质、自我概念和知识获取，认知能力体现为五个自知、五个他知和五个自信，技能培养涵盖中国故事叙述力、世界故事叙述力、战略制定能力、国际沟通能力、国际谈判能力、跨国与跨文化游说能力、国际冲突管理与调解能力、国际形象塑造修复力、国际参与和管理能力以及全球领导力 [16] 。努力提升中国青年一代的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有助于新全球叙事学的构建和发展。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Shiller所著《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对于新全球叙事学的建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叙事经济学是关于流行叙事(popular narratives)及人们利益与情感故事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影响经济波动的研究，尤其是社交媒体当中的流行叙事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框架和决策制定的 [17] 。Shiller主要关注了口口相传的故事是如何传播叙事观点的，以及人们在经济叙事当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叙事的确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经济决策的变化和经济行为的改变。在新全球叙事学语境下，将对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目标、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式叙事经济学予以批判，注重建构国与国之间的互补互利、互帮互助的共同富裕性经济叙事研究。中国的日益崛起给美国的霸权地位带来一定挑战。我们应尽全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下观”,继续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让世界各国真正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着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始于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布局的基础之上，构建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中心，以金砖国家为支撑的新型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将把目标更多地聚焦于全球南方，如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为旗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团结第三世界人民，从而构建一个不过度依赖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新世界体系。然而，以中国语境为重要参照系的新全球叙事学并非主张与欧美体系脱钩，而是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开放、不受制于他人的合作共赢的世界体系。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研究如何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包括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如何从中国模式发展到中国方案，从中式现代化上升到中式全球化，从中华民族复兴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应该是新全球叙事学研究的重点。

修辞和话语分析为新全球叙事学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角度，尤其是Michel Foucault对于话语与权力的思考、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沟通理性论等方面进一步深入阐述新全球叙事学。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主要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权力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其中，Foucault对权力结构进行了解构，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里面有多种多样的力量在相互运作，人们通过各种话语获取知识，而权力对话语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又依赖话语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掌握核心的话语便意味着掌握了权力。他对话语的解读主要包含三层意义：首先，所有有意义的语篇和陈述都可视为话语；其次，特定群体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连贯性；最后，多关注话语生产背后的逻辑、规则与结构，尤其是话语生产过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色彩[18]。在解析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时，他指出，话语权力发挥作用需要确保参与者是自由的个体，话语和权力可视为相互辩证的关系，二者互不分离，话语的生产同时也受制于一定的程序规则，现实中的主体也会因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19] 。基于Foucault的话语分析视野，Norman Fairclough将话语研究在文本向度上深入推进，在社会实践中探索文本话语对于人类主体性构建的意义，并创造了互文性层面的理论应用模式。

相比之下，Habermas将话语和社会背景、行动主体看作相互影响的整体而非独立的个体，他提出的沟通有效性理论恰恰印证了此观点，即社会要想实现平等沟通协商，那么沟通的参与者们要处于同一个生活语境，通过实践交往从而达成某种共识。此外，Habermas对传统的语言工具观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传统的语言工具观是语言对他物对象的模仿，而现实生活中意识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其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亦揭示了文化语境、修辞活动和交往行动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20] 。

不过，话语(discourse)和叙述(narrative)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话语比叙述更加宏大。话语是一种演说(speech),放在特定的社会现实语境下即可赋予话语特定的意义，如批判性话语分析。而叙事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关乎具体语言的分析，叙事分析在讲述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不同于立足以研究者主观判断为主的话语分析，新全球叙事学更加基础，更加客观，包括对博物馆、城市建筑、文明改变等多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比如，博物馆主要包含主题展览、叙事展览、叙事型展览和讲故事这四种形式，不仅要选取好的展览故事进行讲述，同时还要将选取的故事组织成叙事文本，安排好叙事结构，通过讲述者的叙事视角，调节出适当的“展览节奏”(叙事时间),利用隐喻和转喻相结合的叙述修辞让观众看懂展览，形成有效的对话沟通[21]ⅺ;建筑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描述与表达空间、建构空间图景、考察与优化空间，旨在通过叙事来加强人们理解建筑场所的特征及建筑空间所传递的社会文化内涵。

新全球叙事学包括以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主的“软叙事”建设和以技术工具为主的“硬叙事”建设两个层次。首先，新全球叙事学最核心的问题是找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立足于中国倡导联合国认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共同价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在对外宣传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指导，在中美大国博弈，尤其是舆论博弈当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我们不仅要积极利用好官方层面的传统外交叙事，而且要利用好以公共外交为主的民间外交叙事，要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故事在多元国际受众当中产生共鸣。

其次，新全球叙事学还应关注其“硬叙事”的技术维度。在新全球叙事学的技术视角当中，依靠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支撑的数据新闻在新闻叙事客观性、可视化、宏观和微观层面相结合三个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9。国际传播中的智能传播，尤其是媒介融合与算法推送，对推动新全球叙事学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洛杉矶时报》推出的机器人记者Quakebot、《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卫报》的Open001、新华社的“快笔小新”等人工智能机器写作拓宽了传统记者的视野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加速了新闻业的内容革命，通过合理分工、人机协作生产出更高质量的新闻作品 [22] 。在数字公共外交时代，各方也应对铺天盖地的假新闻有足够的警惕，利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通过“融合式公共外交”促进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公共外交网络的搭建[23]。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于2019年研发出基于Open AI的GPT-2人工智能系统来自动识别假新闻。

至此，新全球叙事学可以勾勒出一个学科图谱，如图1所示。这一图谱融合了三大层面的学科内容。新全球叙事学学科图谱的第一个层次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元)哲学/元理论，相对抽象的(元)哲学/元理论是新全球叙事学的基础和根基。赵汀阳所提出的“天下体系”和孙向晨提出的“汉语哲学”概念为(元)哲学/元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天下体系”旨在通过理想现实主义构建一个“和平、普遍安全、充满文明活力”的世界[24];“汉语哲学”是“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规范，以开放的姿态来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一种哲学活动”,是中国文化视角阐述的普世思想[25]。“天下体系”与“汉语哲学”二者相辅相成，是中国本土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全球叙事学的第二个层次为语境层面，包括全球中国学、中国全球学、战略文化、元宇宙等媒介技术研究。全球中国学是全球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中国全球学是中国对包括西方国家、金砖五国以及第三世界等在内的全球性的系统研究，全球中国学和中国全球学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全球叙事学的第三个层次为学科建构，包括理论层面的叙事经济学及修辞学，和应用层面的战略传播、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周边传播、叙事基础设施等。其中，建立在全球中国学基础之上的周边传播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注重意识形态叙事、文化叙事和全球军事叙事。有学者指出，“所谓周边传播，就是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特殊传播活动”[26]。

图1 新全球叙事学学科框架

在修辞学层面，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多强调修辞三段论和说服的三种不同方式，即情感诉诸(pathos)、人格诉诸(ethos)和理性诉诸(logos)[27]。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如中国社会更强调以道德品格为主的人格诉诸(ethos),非洲社会更强调言辞传达感情的情感诉诸(pathos),西方国家更强调逻辑和工具理性为主的理性诉诸(logos)。相比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强调的“劝说手段”,伯克所提倡的修辞学强调运用能够增强受众对演讲者认可度与认同感的话语以期对受众产生影响并诱发的行动或合作。新修辞学包含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交际行为。古典修辞与新修辞学的纳入，有助于新全球叙事学实现情理相融，其所体现的多元认同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会产生重要意义。

此外，在技术维度层面，元宇宙的兴起也为中国主导下的新全球叙事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元宇宙融合了虚拟现实技术和数字第二人生，依赖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等技术平台，融合区块链、物联网、电子游戏、人工智能、交互技术、智能网络等，实现现实媒介的沉浸式交互传播。深入探究在新全球叙事学框架下如何使元宇宙的建设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工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义重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型全球战略的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动着新全球叙事学的发展。例如，“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为其奠定了重要的实践根基。新全球叙事学的“新”不仅指融合人类历史上正在出现的新型信息传播技术，而且还预示着新全球叙事体系的实践促使新全球秩序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催生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新型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出现。有了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中国学者才有资格谈论新全球传播和新全球叙事学，而这一实践链则构成了新全球叙事学构建的现实土壤。

当前，西方各国也在努力寻找新的中国研究方式方法，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的新汉学研究。2017年12月10日在上海市举办的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陆克文发表了题为《新时代，新汉学》的演讲。他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空想，对于形成全球共同利益和价值，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值得世界各国关注。陆克文提出的新汉学意味着中国要充分阐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核心理念，在涉及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议题上更好地向其他国家解释中国的世界观、国际政策及政治话语，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与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联起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话语体系10。上海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应努力加强其世界影响力，既要让海外中国学实现学科本土化、中国化，同时也要做好全球传播，即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国学或全球中国学(global Sinology)。2021年10月，第九届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办，来自42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中国学研究者共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和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新全球叙事学研究当中，我们应主动构建全球叙事研究新范式，尤其是全球叙事实践新范式。香港浸会大学于2021年和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共同创办的《全球故事叙事：数字与移动影像》(Global Storytelling: Journal of Digital and Moving Image),强调将讲故事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数字媒体等领域的叙事研究。全球跨文化传播(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全球参与(global engagement)和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等学术理念的提出和理论阐述为新全球叙事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根基 [16, 28] 。在进行全球跨文化传播时，中国如何才能利用更为亲切的方式来向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提升处理解决跨文化冲突的能力?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于2018年推出的中非合作项目纪录片《与非洲同行》、中美合拍的反映两国民间文化共同体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与面貌的《中国：变革故事》等都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此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的五洲传播中心秉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原则，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合作推出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极致中国》(Extreme),通过纪录片动态话语将中国的人文自然与特色文化相结合，让海外观众了解更为多元立体的中国社会。从新全球叙事学视野看，这些都可以视为成功制作的国际传播节目案例。

在全球外交(global diplomacy)方面，中国在外交叙事和政治叙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外交叙事(diplomatic narrative)是“一国战略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借助故事化的手段表达外交态度与立场、传播外交理念与政策、提升外交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行为” [29]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过程中构建的外交叙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外交叙事展现出不同的特征：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要捍卫国家主权、反击西方对华贴上的“东亚病夫”标签，因而真实性成为中共外交叙事当中的一大特征；1949—1978年，中国的外交叙事战略性话语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特征；1978—2012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施使得中国曾经的革命叙事论调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成为该阶段的主流叙事话语；2012年至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成为中国外交叙事的主线 [29] 。对于中美两国的公共外交叙事建构而言，美国的公共外交叙事呈现出“霸权稳定论”的逻辑，运用“颠覆式解构”来攻击崛起中的中国，对外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通过推动“印太”战略、重建联盟等途径强化自身西方文明的捍卫者、民主社会的维护者的世界领导角色；中国的公共外交叙事遵循“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秉持和平发展、包容开放的心态。中国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发展中的负责任大国 [30] 。

中国需要在当今世界的大国战略竞争与大国合作当中找到平衡点，尤其是当下中美两个大国正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两国应该避免自说自话、造成双方互不理解的局面，因而建立一种能够互补的多元话语分析框架尤为重要。1971年，中国与美国两国乒乓球队进行的友好互访是中美两国和解的历史性突破事件，打开了中美两国互相关闭22年之久的大门，两国在实现进一步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重要基础。由此可见，建构新全球叙事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以及外语外经贸学教育领域中学科的科学配置和与时俱进，其研究与教学成果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稳健发展。

中国语境下的新全球叙事学有着多学科、跨学科与超学科的特征，如战略叙事、国防安全叙事、外交与国际新闻传播、经济叙事、文化叙事等都分别从不同学科提取研究问题。新全球叙事学在实践方面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个层次是对全球中国学的叙事，即话语建构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另外一个层次是对既具有全球视野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与话语体系的研究。这两个层次均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此外，学者们还应多关注新文科视野下中国特色全球叙事力和中国特色全球胜任力的研究。中国全球叙事能力的提升是中国全球胜任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中国全球叙事力和中国全球胜任力是建构全球中国学的能力保障，而构建全球中国学和中国全球学乃是新全球叙事学核心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全球叙事学研究将主要涉及三种研究方法。一是以民族志和案例研究为主的质化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非结构式访谈等不同访谈类型展开研究，从不同文化受众中了解他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二是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方法，从而进行去西方化、强调本土创新。三是利用大数据的统计量化方法，通过抽样调查，科学准确地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各国的接受度。总之，针对不同的新全球叙事学研究议题要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更深层次地建构新全球叙事学方法研究体系。

总而言之，新全球叙事学的思想基础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当今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基于跨文化和跨学科体系之上的。因此，我们需要最大程度地吸纳世界各个文明的智慧，高度融合传播学、话语分析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全球胜任力等不同学科和研究成果的内涵和洞见，学习和超越类似美国西北大学曾经独创的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等跨学科路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学科构建——新全球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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