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存在着与大国外交不相适应的一些不足，有些问题并非中国专有，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涉及内外部机制协调，有些涉及外交能力建设，有些涉及资源转化为能力的问题。只有正视并化解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国外交才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胡宗山等曾指出中国现行外交布局中存在的局限性，包括整体外交布局存在不均衡性、不同领域外交间的横向联系需要增强、新的外交领域拓展力度有待加强、人文交流应予以更多重视等问题。[1]西方学者则在兰德智库推出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对外战略竞争存在国内与国外两个层面的脆弱性，例如国际层面上，中国在大国关系中过于依赖与俄罗斯的合作，在亚太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中缺少强有力的支持等。[2]

由此，本文从战略判断、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方面来对中国现行外交布局加以分析，厘清各层面中存在的矛盾，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和未来的目标。

中国现行外交布局分析

（一）战略层面的判断

从战略层面来看，中国外交目前有以下四个矛盾需要考虑。

第一，东升西降的趋势与西强东弱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战略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还特别需要或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吗？中国外交还应倾向或侧重于发达国家吗？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群的发展。然而，中国对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仍应继续持开放态度。毕竟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还是由西方主导，在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仍然是重要的。

第二，坚持和平发展与政治安全危机复杂化、尖锐化、突然化的挑战之间的矛盾。东西与南北问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正演变为安全与发展问题。有和平不等于有安全，发展本身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我们既不能为发展牺牲安全，又不能为安全牺牲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元性和挑战叠加，比如疫情变化与经济危机的相互交织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导致的系统性危机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风险。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竞争危险期，更使得坚持和平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

第三，全局意识与局部热点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国内问题国际化、地区问题全球化使得我们认识热点危机的意识发生转变。一些热点夹带了更多全球性因素、大国博弈的背景因素，具有了长时段和长周期的特征。另一方面，局部争端与冲突、地区危机升级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战略选择的困境。因而，我们要做好追求整体稳定与局部危机并存的战略设计，把控好局部危机与整体稳定的关系，不因小失大，不使局部危机影响战略全局。在解决局部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全球稳定的大局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影响的作用。

第四，积极进取和防止战略透支的矛盾。积极进取是大国外交的必然选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陷入与其他大国的攻守模式，落入他国设下的战略诱引的陷阱，又要在进取有为的态势之下保持理性，坚定战略定力和战略节奏。

（二）体制机制的争夺

从体制机制角度来看，存在着中国日益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与体系转型之间的矛盾。

过去美国不断拉中国进入现有国际体系，中国也一直在强调与国际体系的融合。而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求完善和变革现有国际体系，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固守现有体系弊端之间存在矛盾。更不用说，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建立排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体系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体系的建设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体系之争已经出现。体系之争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一个完全有利于传统发达国家而不利于新兴国家的体系，是否需要接受传统发达国家继续对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合理的优势地位、维护其不平等的规则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公平正义能否建立起来？对于传统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优势地位还能不能维持？新旧国家之间能否达到妥协或均衡，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挑战性课题。这种竞争还伴随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较量，避免零和博弈的结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三）能力建设的问题

从能力建设角度来看，以下四项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美国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联盟与中国的不结盟战略之间的矛盾。从中国的外交能力建设而言，则存在着不结盟、无势力范围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手段不足、不全的矛盾。由此，全面伙伴关系必须与功能性联盟相结合。如何实现新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功能性发展联盟的结合，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层面思考的问题。一种可能是我们要努力强化大国协调。大国协调不仅要有意愿，更需要制衡。发展中国家是制衡传统大国的重要力量，中国具有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历史基础和天然优势，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削弱联盟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新型的发展联盟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就是这一新型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影响力不均衡与外交工作全面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影响力已经由国家、地区层面向着全球层面提升。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是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不匹配，即经济上具有世界影响而政治上的影响力仍然明显滞后。从世界的范围看，中国的发展影响存在地缘上的不匹配。从时代背景而言，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但还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这是一个地缘上的不匹配。其次，亚洲若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中国必定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现在仍然是亚洲事务的主宰者。中国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亚洲强国的中国在本区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明显强于其他区域。即使中国总体上仍然落后于传统大国，也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自身的政治经济影响。

第三，海外利益延展与保护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开放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国家利益的内部性界限已经被打破，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镶嵌交织，难分彼此。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大国如果不对外开放，不走出去也不请进来是很难真正实现发展壮大的。海外利益的延展使得国家利益与外部因素有了更多触碰，对外开放使得外部因素内部化的程度在上升。国家主权的内涵与外延都出现了变化。国家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能力不得不加以提升。现在大国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由此，中国外交存在着全球治理、海外利益保护的迫切需要与外交人员经验储备不足的矛盾。

第四，同发达国家合作与发达国家不断打压中国的矛盾。美国意欲整体围堵打压中国，大国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仍然不可避免。这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只是竞争、冲突和较量的手段与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贸易战、网络战都可能成为新形态战争。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阻力和挑战还是霸权国家联盟对中国的打压，而且这是短期内无法化解、长期存在的一个难题。对于中国而言，斗与和的辩证关系如何在国家间关系中更好体现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合作仍是外交追求的主流，那就需要以斗促和，而不是以斗促斗，这需要既坚持原则又讲求策略。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斗是和的一部分，要避免“斗”“和”分离。诚然，在当前大国竞争的特殊阶段，斗争精神必须进一步坚持，但也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斗争能力，斗的这一面如何更深入、更有效益、更为艺术？如何实现更精准打击？不要把摇摆不定的力量推向敌对的一方，不要加深对手的疯狂性和敌对性。讲清道理，又不把对手推向极端。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如此，方能在斗争中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

对策:中国外交战略面临重要转变

中国的大国外交正经历由“发展中大国”向“发展中强国”的转变，正经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正经历由弱向强的转变，正经历地区性强国向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转变的过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正经历由量到质的转变。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外交战略尤其需要全球布局和谋划，形成中国的大棋局。对外我们仍要增强核心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地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贡献。这就需要加快将资源转化为解决问题能力的进程，需要加快培养大量能够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人才，需要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引领性和创造力，需要扩大发展合作空间，需要有一定的保障能力。

中国已经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这是我们进行新的战略定位的重要前提。中国的战略已经由地区性大国战略向世界性大国战略转变，这一定位要求战略视野的拓展和战略覆盖面的扩大，突出特点在于其视野和格局的不同。仅从地缘战略视角就可以看到，中国大国战略的覆盖范围有了十分显著的拓展。“一带一路”是两条线，一大片，联通欧亚。亚太自贸区建设是以太平洋为轴联接亚洲与拉丁美洲，两洋铁路建设是打通两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又把印度洋与太平洋联通起来，“一带一路”还将非洲的发展纳入发展规划，全球一盘棋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中国正在形成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战略，中国正在成为共同治理的合作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正在为人类发展进行方向性引领，为人类发展难题制定新的中国治理方案。具体而言，需要实现两大战略目标：

（一）实现自身影响力的突破性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转型与提升。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且具有制度体制的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实现了角色转换。以前是接轨，现在是辅轨；以前是答题，现在是命题；以前是被动应对，现在是主动谋划。中国国家层面能够调动的资源和人力在世界上非常突出，那么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外交影响力？世界处于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处于新的转型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实现外交能力的现代化飞跃。

中国外交正处于由被动到主动、由区域到全球的转变。中国综合实力有了极大提升，但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进程相对滞后。我们需要从机制和人员布局方面强化制度改革，不断缩小能力有限性和影响力需要加大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平衡好各类需求之间的关系，确立战略优先和集中领域，调动和激活各种资源，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必须是正面的、和平的、合作共赢的，推动国际社会更加均衡、公正与合理地发展。国际上对于公平发展的期望，也驱动着中国发挥带头作用。中国复兴在国际上的体现就是公平发展，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能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目前，发展中国家正从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期转向反垄断的民族发展期。

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要特别强调手段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我们不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而是运用宏大的整体发展战略来解决问题。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共同安全机制，是中国外交转型的重要抓手。要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关系，努力营造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在国际议题方案设计和实施中发挥创新引领和带动作用。还应实现更大的战略覆盖、更广的领域探索、更多的建设性合作、更深的利益交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实现国家战略布局的整体性转变

必须强调大局观整体观，以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开放合作，来化解局部的、阶段性的冲突问题。而不是小步对小步的回应，也不是阶段对阶段的对应，更不是以小布局解决大的战略问题。

我们必须树立全球一盘棋的整体观念，从全球战略布局的视角来认知周边大局，战略设计要覆盖全方位。同时，以外线防守反击破解内线围堵。中国的外交战略规划需要打破原有地理划界，确立和拓展大周边概念。大格局、大视野、大布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当今的亚太自贸区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过去的亚洲开发银行、两洋铁路、尼加拉瓜大运河的开发，都是大战略的体现。历史使命感和纵深感驱动的中国外交正在形成新的全球世界观，这体现了中国对国际政治、全球事务新角色的重新认识和新的世界意识的出现。

在战略规划上，我们需要解决内外部平衡，改变单一型对外依赖。更要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内部与向外拓展相结合，向内与向外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要更有保障一些，更应发扬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和合”思想促进文明多元共存。要坚持公平正义、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但我们所提的共同体理念与西方不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要发挥更主动的建设性影响，实现战略破局，这要立足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大国联合，以中俄为主轴，向大周边国家——中东欧、中亚、南亚、东南亚辐射；其二是发展中国家群联合；其三是区域整合。这对中国外交的能力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要推动全方位外交。需要协调好、稳定好大国关系，同时又要发展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必须注重综合平衡。随着实力进一步壮大，中国尤其需要处理好与传统大国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联盟，要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开放应该更加全面。面对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一个应对之策是中国要利用好自身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型期，发挥好中国市场的全球影响和杠杆作用。

总之，在走向强国的道路上，中国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定位。在复杂的世界变局之中，中国更需要保持冷静与理性，注重战略取舍，围绕目标设定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规划，形成成龙配套、相互协调的整体布局，以有效的方式保障目标顺利实现。大战略目标和路径之间必须具有联系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要强调探索性、创新性及规划与实施。中国要在新体系层面更多建章立制，需要保护海外利益和推动世界繁荣的新方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大国视野、整体布局、创新驱动，需要具有全球影响的战略规划与布局，其核心将是开创新型大国的创新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胡宗山、张庭珲:《新时代中国外交布局的体系创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https://doi.org/10.1989 8/j.cnki.42-1704/C.20210829.03。

[2] Timothy R.Heath,Derek Grossman and Aha Clark,"China's Quest for Global Primacy:An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and Defense Strategies to Outcompete the United States,"RAND Corporation,September 2021,p.171.

王帆（1963-），男，辽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外交学院副院长。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