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院长贾文山
浅谈“全球党史故事与对外传播”
展开党史传播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赤龙入我心，山海拾众星”党史宣讲团的实践宣讲活动，以更加权威、多维度的视角认识党史故事传播方式，探索如何在建党百年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红色历史讲好中国故事，团队成员曾舣灵专访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院长贾文山教授，就“党史故事与对外传播”展开对话。
时政看法
曾舣灵：贾文山教授您好！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贾文山：我认为这封信是非常及时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至少未来几代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更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至少新的一代，他们应该理解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解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因此，在中国读书学习的或者工作的海外青年也应该行动起来。尽管很多海外青年因为疫情原因还滞留在外，但是他们仍然关注中国的发展，而且期待更早地返回中国继续学习的。他们至少可以说是知华派，了解中国的发展对自己国家所在的区域和世界的意义。 对中国发展情况的报道和写作将会影响更多他们同代的青年，影响他们祖国的民众。他们扮演的是文化交流使者，是文化间的桥梁。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撕裂，严重地阻碍了人们面对面的相互了解。年轻人在中国留学，同时感知中国，了解中国，用他们的母语或国际流通语言讲中国故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以学校映国家
其实我们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也有这样一个博士后。她叫安娜，是俄罗斯人，在吉林大学的公共外交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已经入校在我们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了一年多了。我们举办了三期的国际评论英文创作培训班。她英文不错。 除了自己研究工作外，撰写发表公共外交评论，她还帮助学员修改英文评论作业。
我们英文评论培训班学员包括在国外国际名校做访问学者的国内名校教授，副教授，也有国内大学相关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或博士后，有国内一流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机构的主管，也有中国外文局的资深英文主编，编辑，以及智库和企业涉外人员等。不管面对哪种学员，我们都立足于提升中国青年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下一步，我们计划面向国际学生，甚至可以有计划地招收一些国际学生。我们希望初步计划于年底开班的国际评论英文创作培训班第四期吸纳国际学生参加。
对外籍青年宣讲党史故事
曾舣灵：嗯嗯，也就是说第四期可能会吸纳一些对华友好的国际学生是吗？虽然是线上，但也是一个了解中国的渠道。当然实地走访，更是一个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的窗口。像国际青年中国行中，第四站到了江西。他们先后走过井冈山、瑞金、南昌等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与现在。您觉得对这些外籍青年宣讲党史故事有什么意义？
贾文山：当然很重要了。因为中国有今天，还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了解这样一个在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繁荣中国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的政党，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去多年处于新自由主义的舆论环境中，甚至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教育，更不用说是国际留学生来华的教育。课程可能很少学到，甚至可能有意识地回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当时我在北京一所大学任特聘教授的时候，学校也有国际留学生，有拉美、非洲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记者。我亲自带队，和他们一起走访了北京、上海等地。当时我所在的学院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当然更多地是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但是行程安排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更穷的地方，也回避了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历史，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足。
多视角展现多面的党史文化
曾舣灵：那您觉得是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或者现实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造成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偏远地区的刻意或者说不自觉的回避呢？
贾文山：首先是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其次是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是官方没有这样一种意向。这些都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我们主要考虑给他们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最佳的体现，至少在当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我们给他们展现中国的都市发展程度，却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近代史最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己的政党，在中国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但我们不去讲。其实或多或少还是缺乏自信。在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话语环境下中国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缺乏自信，甚至要藏要躲。其实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讲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是艰苦的也是光荣的，应该让年轻一代了解到这个情况，从多视角展现多面的中国。
在国际上展现党史文化
曾舣灵：现在我们已经算是走出去，迈出这一步了吧？
贾文山：对，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种常态。其实以前海外留学回国的学生也会组织去延安，去井冈山。但是外国留学生走访，应该是第一次。这次项目参入者人数还是比较少，只有13个人。希望以后可以让每一个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去看看，去走访考察一下中国各方面的历史，不仅仅是革命的，还有传统文化的，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
曾舣灵：这已经展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了。但是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像您刚刚说到，这个项目也就只有十几个外国留学生实地走访。对这些留学生以外的大多数，您认为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真正地认识到一个全面的中国，怎么样跟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呢？
贾文山：这个要在他们的留学生课程体系中有所体现。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应该有，尤其在高级阶段应该有这样的内容。他们那时候中文也应该过关了，可以由党史老师给他们讲，还可以考虑用英文讲。但是可惜的是，可以用英文讲党史故事的党史老师非常少，这是目前我们国内教师队伍的一个缺陷。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国际上的表达能力似乎越显得不足。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文明转向的问题，这些学者也应该有个转向。这些党史老师、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应该具备用外文讲中国共产党历史故事的能力。
用书本演绎中国
曾舣灵：说到外文写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像您刚刚说的那样，它用外文写作，报道的是中国故事，尤其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故事。您对此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吗？您觉得它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贾文山：当然很多了。八十年代，我在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认识到陕西翻译协会、陕西省外办的安危老师。他就是专门研究斯诺的，参与了中国三S研究会，像“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些记者都是陕西延安时期在华采访出名的美国记者。安危老师做了很多努力，也成立了一个以斯诺命名的基金会。但毕竟还是陕西的，是地方的，还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最近中国日报成立了一个“新斯诺”（新时代斯诺工作室），Edgar Snow Newsroom。它就是专门为当代斯诺式外国籍的记者或者新闻编导设立的工作平台，帮助他们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做出斯诺式的贡献。斯诺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的很成功。假如当时没有向国际社会讲出和讲开这个故事，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的地位、声音还有影响力会是什么样，你能够想象最后的结果。三S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很成功。 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国际舆论界其实是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比较发现，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而国民党是腐败的。国共合作之前就有这种说法，舆论上一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界的优势，道义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些其实就是斯诺等外国记者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研究仍然不够，没有在研究三S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符合时代发展的由外国记者实施的中国特色新型国际传播方案。
其实我国外国籍的新闻记者不少，有在国内的，有被中国媒体雇佣的。我们可以让他们发挥更多的作用，发出更多的声音。目前他们更多地扮演着幕后的角色，比如给我国外文媒体改改稿子，文字上把把关。其实我们可以让他们做一些调查，让这些对中国比较了解、对中国有正面的至少是中性的了解的记者，像斯诺一样亲自到中国各地去。现在这些记者不在台面上，这样他们成就感就会差很多，他们报道的可信度更是差很多。作为发布消息的人，你要亲自到场，亲自发声，实况播报，获得第一手的报道。全球有很多记者，他们一旦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各个视角去体会，去了解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扶贫、中国的抗疫、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各个方面。我想，从他们的视角尤其是比较的视角去调查采访的话，意义将是非常重大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当代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斯诺”。
用影视演绎中国
曾舣灵：对，如果实地到了中国，真正认识了中国，他们在国际上发声肯定也是有力量的。要亲身经历，尤里斯·伊文思来到武汉，拍摄下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才有了《四万万人民》。最近上映的《柴米油盐之上》讲的中国的脱贫故事之所以动人，和导演柯文思来到了中国、接触了中国、理解了中国也是分不开的。从柯文思到伊文思，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纪录片，似乎一直都在被“他者”演绎。对此，您觉得该如何张扬中国自己的主体性呢？
贾文山：中国人自己也可以拍摄中国自己的纪录片。中国其实有很多人研究纪录片，中国也有很多的导演。关键是要发现人才，要大胆地使用人才。如果人才不够的话，应该加大力度去培养，去历练，多下乡，多到现场去。现在我们做调查新闻这方面的技能培养还是不够的。不光要培养，还要把它当作一个提升职业技能的重要方式。要锻炼，要应用，也要出产品，出创意作品。
新闻产品做好了，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国际媒体可以推广，海外也有很多平台。像美国的发现平台(Discovery Channel).如果内容特别好的话，这些海外媒体平台甚至会花重金购买转播权。
其实技术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导演应该已经具备国际水平了。问题可能就是本土的导演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过去多年间，中国许多城市拍摄城市宣传片的时候，都是展现这个城市有多少楼房，有多繁华，但是却没有这个城市市民的声影，没有微小的故事。我总的感觉是，大多城市宣传片不够人性化。故事核心是人，城市的核心也是人。摄影师拍摄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如果选人的话，选什么？是领导还是谁？不选领导，可能会把领导得罪。所以他干脆什么人都不选，结果是没一个人进入城市宣传片。这个城市宣传片仔细看只有地铁，高铁，就是高层建筑。但是城市的核心主体在哪里？人在哪里？你显示的只是一种财富，一种繁华，缺乏灵魂。城市灵魂在哪里？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
像张艺谋，印象派他确实发挥到极致了，所以波士顿大学授予他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他用现代灯光的艺术讲了中国的故事，中国景观的故事，这算是一个流派。印象派，比如丽江印象，这都是他的视角的反映。是他的哲学理念的再现。
但是我们完全还可以有其他的流派，在拍摄中完全可以考虑其他的理念，比如说现实主义等等。这里边还很有讲究的。相机Camera，你看着好像都是camera，都是物理的。但是，不同人面对同样的景色，个人所取的角度是大不一样的。它要和其它的景观元素去搭配。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你光把文字拼到一块，看上去好像衔接得很好，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讲究。有的诗它拼到一块，就能产生那么好的意境，那么动人的情感。有的就不行，所以这是一种艺术。拍摄纪录片，就像写长诗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曾舣灵：海外对中国的全球传播其实都存在一定的误解。特别是美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偏见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更是被无限扩大。您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偏见，中美之间的“信息赤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文山：这背后还是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它不接受你的影响，但是它要影响你，改变你。它认为它的文化优越，民主自由博爱。但实际上，美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中国文化可以补缺的地方。第一，中国文化讲家庭观念，美国文化讲个人主义。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很多，尤其是在都市更多，以黑人为主，也包括很多白人。这是因为他们传统是个人主义的。所谓个人主义，就是你好是你的，你没有任何责任去帮助别人。他们设想的很简单，认为有教会有慈善就够了。但教会慈善解决不了问题，无家可归的人实在太多了。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可能也会发放资金，到了地方就被贪污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环境、气候比较好的地方搭个帐篷，留一堆铺盖杂物，就在海边游荡。这是非常让人失望的一种现象，但是那些美国精英们，尤其是华盛顿或那些新英格兰精英们，他们眼不见， 心不烦。看到了，也懒得搭理。他们相信的是丛林法则，他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你要去采访这些游民吗？ 他们大多认为这是个人选择，他们心里个人主义已经根深蒂固了。中国文化讲七大姑八大姨讲邻里，有的是地方可以住一住，可以解决一下问题。而美国租不起房子的人一下子就无家可归了。他们是个人主义的。要么你成功（make it），要么你失败 （break it）。
再谈中国的三孩政策、多孩政策，咱们现在提倡夫妻多生孩子，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的体现。传宗接代这个理念和实践代代相传，从中华始祖黄帝就开始了。
我本人应邀于2019年12月底参加了由陕北延安市黄帝陵县主办的全球华人新年祈福大典”。黄帝陵旁高耸着一棵巨大的古松柏树，8个人环抱都抱不住。这是下葬黄帝的时候栽植的，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依然存活，而且枝繁叶茂。这棵古柏象征着中华民族代代相承，发扬光大。 而今中国有14亿人口，加上在大陆以外的所有华人，估计总人口在15亿左右。 全球中华民族人口众多，经济总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却成为西方反华势力恐华的缘由。 但是繁衍生息代代相传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中国价值的一部分。西方人口在下降，为什么？也是因为西方文化自身，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造成的问题。西方有很多年轻人信奉享乐主义，要么不结婚，要么不生孩子。他们没有家庭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人口下降，这是人口的维系问题。但是如果向中国文明学习，西方的人口下降问题是否就可以减缓呢？ 我想是可以的。
第二，中国文化讲包容和谐，西方文化讲两党竞争轮流执政。 像龙图腾怎么来的？龙是各种鸟兽的综合，龙图腾是各个部落图腾的综合。黄帝作为首领，他让每一个部落都得到承认，让大家都能够认同。中华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传统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从胡锦涛、温家宝开始，他们吸收中国文化营养，提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儒家的，甚至是儒、道、释相结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结合的早期努力。像温家宝当时讲话的时候经常应用中国古代的典故，他不是偶尔用，而是坚持经常用。习近平更是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战略地位了。不久前人民日报编辑部出版发行了一本书，叫《习近平用典》，就是讲习近平如何在讲话中使用中国历史典故的。这次七一讲话的时候，习近平明确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这就是所谓的“两结合”。也正是在两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最近提出的共同富裕、共同自由理念理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核心元素。
西方主张两党执政。两党执政，就是所谓的“民主”。目前国家内部危机四起，但是却仍然向全球推广，像阿富汗、越南。自身出现问题自己都
解决不了，又要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他国。自己国内都没搞好，而且还要干涉国外，这是没有逻辑的。背后操控的利益集团，像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念，他们的财富一定要保持增长的状态。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去猎取。这些利益集团，他们最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共同自由。他们不一样，他们谈的自由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谈的繁荣也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我们这些故事都应该讲。从理念上，从实际上，能讲哪个层次的故事，就应该讲哪个层次的故事。我们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平台，讲各种不同层次的故事。现在的媒体比如CGTN的一些节目整体上水平不高，它可能只满足了一批人的需求。国内许多媒体人错误地认为讲故事好像就只是小说那种，只是纪录片那种。你比如说辩论，比如说对话，像围绕辩论的深度访谈这些形式就很好，应该稍微活泼一些。对国外一些媒体，我们也可以模仿一下他们的设计，同时也要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思想辩论的平台，用英文辩论，参入到国际传播当中去。中国有很多被误解或者不被理解的地方，我们要更深度地去挖掘这个问题。
多方面展现中国文化
曾舣灵：对。不管是形式上的创新丰富，还是内容上的深度挖掘，其实都是我们宣讲党史故事、做好对外传播应该做到的事情。
贾文山：此外，咱们国内的国际媒体更多的是看国外媒体报道的热点。国外有什么热点，对中国有什么负面的报道，他们就针对这些出新闻。这纯粹是一种反应式反驳式的做法。其实有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展现。当然这就要有一个战略规划。我在指导前两期国际评论英文创作培训班的时候，西北师范大学有两个影视学院的本科生，她们看了很多面向女性、面向年轻人的电视剧。我就建议她们可以以此为主题。结果写出来以后，都被中国日报发表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议题国内英文评论员都很少写。可能大家觉得写评论好像就是政治议题，或者是经济贸易议题，很少有写年轻人层面，很少有写女性视角的文化议题。因此，写评论不仅仅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也是媒体是不是需要的问题。中国文化有很多新的作品，你写这种评论文章，就等于是对外推介新的文化作品， 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的了解。大家，尤其是既懂中文又懂英文或其它外文的年轻一代都可以去多搜索，去多阅读，去多了解，多创作发表新闻或文化创意作品。
未来的国际传播真的应该多面地大量地完整地讲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故事。
作者：贾文山，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曾舣灵，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