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超级大国，美国虽凭借其实力到处横冲直撞，但同样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和腐败。这些全球性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解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合作。

但是，美国却对这些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点议题置于次要地位，而以应对“专制国家”威胁为由，将主要矛头对准发展中的中国，并在其政界形成了所谓“中国危险共识”。这种观点的形成和盛行必然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世界范围内迫切需要的合作将越来越难以实现。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传统思维的变化之快令人惊叹。就在20多年前的2000年9月，美国企业界和两党领导层都强烈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PNTR（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当时，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企业媒体，以及华盛顿的几乎所有权威外交政策专家都坚持认为，PNTR对美国公司保持竞争力是必要的，因为它让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华盛顿的传统思维钟摆，已从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带来机会的乐观温和，转向贸易增长导致更富有、更强大、更专制的中国将带来威胁的悲观强硬。

2020年2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写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及它的第二大国防开支——已经动摇了全球事务”，同时认为，“面对大国竞争的新现实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治国方术的挑战。”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来自中国的威胁与苏联在冷战期间构成的威胁相提并论，认为“美国再一次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对手，它试图主宰欧亚大陆，重塑世界秩序。”此外，就像华盛顿在二战后重组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架构，为与莫斯科的冲突做准备一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政策的最高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未来“主要模式将是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建制派不再鼓吹自由贸易和对中国开放的好处，而是敲起了新冷战的鼓点，把中国描绘成对美国生死存亡的威胁。在这方面，我们已不断听到一些政客和军工企业的代表将此作为增加国防预算最新借口的声音。

十分明显，美国政客传统思维的改变，貌似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但却充满着非理性思维。因为，围绕与中国的零和全球对抗来组织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战略上也是适得其反的。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一些对外干涉实践，美国政坛的心理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其中，包括动用大量资源进行的反恐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花费了近20年和6万亿美元的惨重代价之后无功而返。而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团结被用来发动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不仅在人力、经济和战略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诱发了美国政治中的仇外心理和偏见的产生。

美国的新保守派，认为美国的实力是无与伦比的，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它认为对美国利益怀有敌意的国家。美国遵循这一战略的两条轨道，即一是将北约向东推进至俄罗斯边境，将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然后再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联盟。二是在短期内推翻或试图推翻中东地区的几个敌对政府，包括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种方法都产生了严重的反效果。北约在2008年前后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终加入北约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格鲁吉亚战争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收编。

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权更迭战争基本呈战略失败状态，战争激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塑造了完全友好和稳定的政权。美国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在“9·11”事件发生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也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兼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令。

但是，美国的这些政策和举措，直接导致的结果是“顺我者”不昌（如对待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和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的中国）和“逆我者”(美国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权)必亡的境地。“9·11”事件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挑拨是非，制造矛盾，致使该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不仅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如“伊斯兰国”），而且将恐怖主义和袭击目标扩展至欧洲、北非和中亚多地。

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林克（William  Link）曾把西方直至冷战结束的漫长历史定义为“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而亨廷顿正是以此为拐点，将冷战以后的世界称之为进入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冲突”。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早已被西方现实主义者划上句号的“西方内战”狼烟再起。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唆使欧洲与俄罗斯对抗，而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为指导，运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制衡中国，挑动亚洲国家“群殴”中国。

在美国，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纳税人的钱交给军工企业和五角大楼，并不断地煽动偏见，导致民主和共和两党越来越多地推动与中国对抗政策。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明智的，更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全球经济必须是赢家对输家、美国对中国，而不是通过贸易和技术进步获得共同利益。这就意味着，这种博弈是残酷的，是生死之争，因而充满了危险。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工人失业的困境，归咎于中国向美国出口，但他显然未能理解或承认美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的诸多好处，包括美国对华出口企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以及美国消费者享受中国出口产品的物美价廉实惠。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帮助美国工人，他应该对美国不断飙升的利润和富人收入征税并重新分配，而不是与中国打贸易战。因为，显然，贸易战并不能使美国成为真正的赢家。

回顾历史，当美国迫使英国放弃帝国主义时，英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显然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当时英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样，当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施加压力时，日本经济也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二，日本的军事安全完全依赖于美国。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而且是美国的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重要的是，中国与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强劲且不断增长，美国的好战无疑将加强而不是削弱这种关系。

为了强化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危险”，美国无视中国“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和平理念主张和具体实践，除了对中国的夸张或虚假指控(汇率操纵国、不公平贸易者等)，最近又将抨击的焦点聚焦于“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扩张主义大国”。如果锅说壶黑，那这就是个典型例子。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是谁更具威胁，一目了然。目前，美国在大约70个国家设有军事基地，而中国只有一个小型海外后勤基地(在吉布提)。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两倍多。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海外战争和政权更迭行动，而中国除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外，从不介入海外冲突。简而言之，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或侵略性的大国，而美国一直在寻求无与伦比的全球霸权国。两种战略思维和战略意愿，决定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完全可以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共存，而美国则因冷战思维的顽固仍然跳不出其狭隘的历史经验主义陷阱。

总而言之，虽然让华盛顿的政客们改变认知，意识到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对美有益并非易事，但他们确实该理性地反思。因为，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对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即便美国的福祉好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与其中国合作与否的成熟判断。中国的一再表态和实践已一再证明，中国能够成为分担促进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负责任大国，但不会成为威胁世界的霸权大国。因此，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为重要的两国大国，应该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上同心协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美国的政客们应该认清这样一个道路，那就是，即便要想为美国谋取更多的利益，也不能凭空将一个有着传统和平基因，且在现实中追求人类共同繁荣而无霸权野心的中国视为“威胁”或“危险”，更何况，现代条件下的大国间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

作者简介：蒲婧新，法学博士，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任南京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全球胜任力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研究，跨文化研究，中西方哲学对比诠释研究。曾访学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外语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稿件来源：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https://mp.weixin.qq.com/s/Nj9moeh533iETLjM0FeK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