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勋；二是有利于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三是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四是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五是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际传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际传播是媒体的对外宣传和报道，广义的国际传播应该是媒体、政府部门、学术界、企业、驻外使馆、军队、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以及其他有关行为体的对外发声。
应该指出的是，我国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而在人力、物力和外交资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并且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百尺竿头，还需更上一层楼。今后应该在以下十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要多用外语发声。虽然国际上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总的说来，汉语的普及面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政府部门、媒体和学者应该多用外语发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壁垒对国际传播造成的负面影响。
应该注意到，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和欧洲报纸很多。这与其拥有的语言优势有关。迄今为止，国家级层面上的英文报纸只有China Daily。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使中国的声音无法胜过美欧的声音。因此，有必要提升Global Times的地位，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二、要加大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科技进步使新媒体的优势日益突出。中国的各种媒体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扩大在国际上的传播范围。应该指出的是，有条件的中国媒体应该制作外文版app，因为国际上能够阅读中文新闻的人少之又少。
三、要避免报喜不报忧。正面报道当然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应该奉行的原则。但是，报喜不报忧未必会得到外界的理解。事实上，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告诉外界，不能被认为是妄自菲薄。相反，报喜不报忧，反而会被视为不真实。当然，把我们的什么问题告诉外界，确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四、要积极发挥学者的作用。在许多国家，学者因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能为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一方面，国际话语权需要学者提供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在公众的心目中，政治家的言论完全为政治目的或政府利益服务，而学者的言论则被认为具有较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因此，有关方面要为学者在国际上发声提供便利。此外，还应该鼓励学者用外语写作，向国际媒体投稿。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非常不利于发挥退休学者的优势，尽管这一群体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外语能力。
五、鼓励中国学者走进外国大学的课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大学开设了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有关的课程。它们以公开的方式招聘教授，而应聘者主要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教授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是肤浅的，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片面性。此外，他们很少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可以想象，这样的课程很难培养出对华友好的学生，也不利于中国话语权的提高。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关部门应该鼓励中国学者向外国大学提出求职申请，并在人事关系、工资待遇和职称晋升等方面减少其后顾之忧。此外，还应该将中国学者撰写的教材推广到外国大学，以尽快改变外国教授在外国的大学用外国教材开设关于中国的课程这一不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的状况。
六、要增加政府部门透明度。我国学者和媒体在对外宣传时，经常会使用一些数据、信息或资料。在确保保密的前提下，政府部门要满足其需求，不能采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作风。
七、要让外国留学生为我发声。我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招收了为数不少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对中国的了解比一般的游客要深刻得多。因此，有必要要求他们在国际上发声，以其切身体会讲述中国故事。
八、要大力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在数千万华人华侨中，绝大多数都希望祖国强大，都反对西方把中国妖魔化。此外，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外舆论界的真实情况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有必要使他们为祖国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九、要使中国驻外使领馆进一步做好国际传播工作。驻外使领馆与当地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深知驻在国的舆论条件。因此，它们应该把对外宣传纳入日常工作范围。对外宣传应该成为其工作总结或考核的内容之一。
十、将澳门打造成中国的国际传播窗口。在“有色眼镜”的支配下，国际上许多人对中国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根本不相信。为应对这一困境，有必要寻找一个能被外界接受的“传声筒”。
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国际形象优美，经济实力雄厚，每年还接待无数国际游客。而且，与香港相比，澳门政治空气较为清新。这些特点或许能使澳门成为一个“传声筒”。中央政府有必要与澳门特区政府合作，在澳门设立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中心。除电视台和广播以外，还应该创办一家出版社，出版一些面向海外读者的外文书籍、外文报纸和外文期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说的power of discourse，常被我国学者译为“话语权”。其实，power不是“权力”，而是“力量”。因此，中国学者所说的“话语权”应该是“话语力”。如果说“话语权”是发声的权利，那么，“话语力”则是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发出的声音是否具有穿透力。
作者：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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