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爆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错误的认知导致错误的行为，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重构美国的美国观、中国观和世界观，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要抓住拜登新政府的执政新思路和重回多边主义承诺的机遇，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关键词：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公共外交；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格局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是最先遏制住病毒蔓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同样也是感染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本来希望在两国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的情况下有更多合作，但是遗憾的是美国的反华言行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2020年3月6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第一次使用了“武汉冠状病毒”的名称，并称“请记住，是武汉冠状病毒导致了这一切”，并且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2020年3月9日，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抗议。以此为起点中美官方之间展开了持续数月的舆论战和外交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总结了美国舆论场就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各类抹黑中国的论调。（1）“经济骤降”论，例如，2020年2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一文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2）“中美脱钩”论，例如，2020年1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新冠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流向墨西哥”。（3）“国设崩塌”论，在美国一些社交媒体，有网友模仿“人设崩塌”一词，编出“国设崩塌”论，用以污蔑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崩塌”，鼓吹中国无法按期实现全面小康。（4）重提“东亚病夫”论，典型代表为《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刊登的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文章。（5）新“黄祸论”，污蔑 “新型冠状病毒”系“中国制造”。（6）“新1984”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病毒的传播，如2020年2月20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称，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类似。（7）“生化武器”论，例如1月31日，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推特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甚至还宣称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生化武器”。（8）“世卫偏袒”论，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防疫成绩的肯定被某些外国媒体说成“偏袒中国”，2020年2月12日谭德赛再被提问是否受到中国的授意和压力而一直试图褒扬中国，他对此进行反驳并表示不满。（9）“疫情不透明、耽误世界”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2020年3月11日说，中方在疫情爆发之初对疫情进行了掩盖，这导致国际社会耗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作出反应。美国有人声称是中国造成了疫情，要对中国发起诉讼，向中国提出高额疫情索赔，怂恿发起对华新庚子赔款。（10）“赎罪”论，认为中国积极援助其他受疫情折磨国家，是为了替自己赎传播世界病毒的罪。
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前所未有。2021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近九成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或敌手，48%的美国民众认为，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首要优先事务。盖洛普的民调同样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是自1979年开始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最差的一次。据《环球时报》所做的调查显示，有高达96%的中国网友对美国印象趋于负面。在经贸关系方面，2019年中美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将增加，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力度加大，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第二阶段贸易磋商遥遥无期，原定于2020年8月15日的中美贸易谈判也未如期举行。在外交方面，以中美两国互关总领馆为代表，中美双边关系降至1979年建交以来的冰点。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任务在内不在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没有实现、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我们需要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谋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其现实含义为，中国目前遇到了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非美国盟友、非宗教国家且无意与守成大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崛起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似乎没有准备与中国和平共处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地找到中美两国的和平相处之道，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越是国家关系紧张时越需要争取民心，正如古人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公共外交以其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优势，更突显了在当前敏感的中美关系下对美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本文将对美公共外交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解读，分两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分析美国对华认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心理表现；第二部分根据美国对华认知，分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美公共外交新的使命与内涵。
美国对华认知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人从精英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偏见被无限扩大。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美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纠正美国对华的错误认知。目前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严重偏差，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精准区分这些偏见，是对美公共外交新的起点。
（一）美国对华认知的历史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根植于其民族基因里的“美国例外”思想，美国人对自己身份的独特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是“美国例外”思想的核心。来自旧大陆的第一批移民为了追求信仰的纯正来到了新大陆，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除了拯救世界的选民，他们的使命是将新大陆建设成人类文明的典范。清教徒约翰·温斯洛普曾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新英格兰应该成为‘基督博爱的典范’”“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
约翰·温斯洛普对新大陆人民身份的解读奠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由此产生了如下三个后果。（1）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纯洁的，因此美国在国际上的目的是高尚的。威尔逊总统曾说，“美国攫取海外领土的行为不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无私的，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不幸者”；但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2）纯洁和高尚的道德优越感使得美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此外，由于美国的道德水准优越于其他国家，那么不能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美国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3）美国相信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是世界效仿的榜样，并且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有义务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理念，以“造福世界”。
这种“美国例外论”使得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完全不同于美国人。美国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在中国近代以来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100多年里，美国人认为他们拿走一些东西的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民国时期，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建造大学和医院。美国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各列强在华“利益均沾”，美国视之为帮助中国维持主权。美国为自己过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而中国则认为这种接触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所谓的帮助也纯粹是强盗逻辑。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这也是美国对华所谓的“接触政策”的理论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用自由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发展就陷入了两难的话语困境。广义的现代化是指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西方经验认为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进一步使社会和文化生产力提高。但如果西式民主体制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那么就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如果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民主体制，那么西式现代化道路就失去了唯一性，其合法性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美国宣布对华所谓“接触政策”失败，回归冷战时期的宣传老路。一说是美国“重建中国”，例如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研究所演讲时声称“在过去17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倍，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我们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中国已非常强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一说是中国“盗窃美国”，如美国时任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中国想取代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在偷窃”；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在国际场合多次指责中国所谓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宣称这涉及“数千亿美元”“与世界超级强权或领袖的身份不符”，他表示美国正“致力于多管齐下，说服中国在商务上表现像个正常国家”。2017年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美国越来越认定，中国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十九大闭幕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日本演讲，宣称中国模式从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儒家重商主义”。中国正对美国构成五大威胁：“中国制造2025”“5G通信技术”“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及“中国模式”。
（二）美国对华认知的心理分析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时发表了经典的“知道论”，他说“我一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有关报道感兴趣，因为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些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还知道一些很明显的未知事情；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也有没人知道的未知事情——也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未知事情”。与上一次的外交辞令不同，面对中国崛起的未来，美国第一次站在了“已知与未知”的十字路口。
美国国内存在着四类群体，代表了美国的四种精神或曰思维方式：“契约”“传教士”“尚武”及“法制”。这四类群体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四股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拜登政府的核心内阁成员名单来看，拜登政府的主要决策者以建制派精英为主，代表了全球化的受益者，商业、传教、尚武、法制的思维将更为凸显。
1.已知的已知
第一类群体是“商人”(外交上秉持汉密尔顿主义，认为“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转让等全球化技术基础层面上对中国充满抱怨。对商人的美国而言，唯一确定的已知是中国已经崛起。除此之外，美国也认识到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经济上必将超过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GDP高达25.3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争议，除了中国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外，中国的工业规模特别大，制造业总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2016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2018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之和。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速是6.1%，是15年以来最慢的增速，而美国、日本、德国的增速是0.4%。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的比重一定会超过50%。2030年之后，从制造业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所以，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尤其是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新技术。以前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拉里·库德洛为代表，主张把在华美国企业转回本土，推进中美经济脱钩，着力塑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型全球化体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内鼓吹趁机加速与中国脱钩的论调甚嚣尘上。拉里·库德洛在此期间曾建议特朗普政府报销在华美国企业撤回美国本土的费用。
2.已知的未知
第二类群体是“传教士”（外交上秉持威尔逊主义，认为“凡是有利于美国的，必将有利于世界”）：相信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是世界效仿的榜样；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应以“拯救众生”为使命，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理念，要走颜色革命的老路，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皈依”。相对于已知的中国崛起，“传教士”的美国所不知道的是中国崛起后将如何对待美国、对待世界。中国与日本、俄罗斯不同，中国真正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只有最近几十年的时间，美国并无先例可以考察，这增加了美国的焦虑与不安。卡尔·施密特指出，所谓政治，其要义就是“区分敌友”。“敌友政治”是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框架。受制于“敌友政治”的世界观，美国习惯性地把“自由世界”和其所谓的“专制社会”对立起来，美国对崛起的中国充满焦虑。在多次公开访谈和演讲中，美国高层政要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区别对待，以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前国务卿蓬佩奥答记者问时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隐瞒疫情，没有阻止疫情的蔓延”，并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受‘武汉病毒’影响的国家和人民，美国也希望中国人民好”。2020年7月23日，蓬佩奥在尼克松博物馆发表“新铁幕”演说“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希望再次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呼吁所谓“自由世界”联合起来，遏制“共产党中国”的发展。习惯于“敌友政治”的逻辑，美国认为一个与自己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不同的中国的崛起是对自己的挑战。
3.未知的已知
第三类群体是“军人”（外交上秉持杰克逊主义，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就是在美国”）：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鹰派，关心的是开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试图遏制中国。“军人”的美国不知道中国崛起后会怎么对待世界、对待美国，但知道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控制，记得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源自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下的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今属于日本）等国在政治上属于中国。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战争，“军人”的美国对此深信不疑，并时刻保持戒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欧洲和东亚）如果出现主导性大陆强国，将有能力战胜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将西欧和东亚地区视为其永远核心利益的地区，任何试图把美国赶出欧洲和东亚的动作都会引来美国最强烈的反应，“柏林危机”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可见一斑。21世纪亚太地区最大的变数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使得东亚地区可能产生单一主导性强国，由此也会弱化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削弱美国制衡东亚各方力量的能力。军人的美国担心崛起的中国会仿照古代朝贡制度在东亚地区建立起封闭性的势力范围，将其影响赶出东亚。朝鲜战争时期，中美更是在战场上直接对抗，战争所造成的隔阂至今仍存留在“军人”的美国人心中。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用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势力的一张牌，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曾赞扬前政府加强与蔡英文当局接触的做法，还叫嚣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那将是他们严重的错误”。2020年3月以来，中国控制住国内疫情的蔓延之后，应部分欧洲国家的请求，向意大利、塞尔维亚、捷克等欧洲诸国提供了技术专家和医疗物资等援助。中国这场人道主义救援被美国视为“重新塑造自己的全球领袖形象”，是对其核心势力范围欧洲的一种侵犯。
4.未知的未知
第四类群体是“律师”（外交上秉持杰弗逊主义，笃信美国谚语“遇到麻烦，就去找费城律师”）：主抓人权、劳工权利、少数族群等问题。目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即技术创新出现了新局面：一方面，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涌现，正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国家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赢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1/4），且参与引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现象，因为华为引领5G时代来临。自媒体时代使每个人可以成为发声的平台，民粹主义借助新技术开始在世界各国泛滥，国际上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因掌握了新技术而对美国的依赖性降低。令美国不解的是，技术的发展解构了美国霸权，在中国却没有解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基于上述背景，“律师”的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打压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将技术与安全、人权问题挂钩，宣称中国5G通信、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发展会将世界带入“数字1984”时代，企图形成“国际反华统一战线”，打压中国发展的合法性。特朗普政府曾宣称使用中国的技术会使得中国共产党掌握个人信息，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威胁“自由世界”的安全。2020年8月5日，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以保护“国家安全”，具体措施包括清洁承运商、清洁商店、清洁应用程序（软件）、清洁云端和清洁电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在美国的正常业务。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非法补贴”等方式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声称拜登政府已经准备使出“全套工具”来打击中国的“非法行为”。“律师”的美国正试图将科技发展伦理化，以美国规定的道德红线圈禁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商人”“军人”“传教士”及“律师”四类群体正深刻影响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这四类群体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代表着四种精神和思维方式，在人员构成上有所重叠。目前四类群体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大致形成如下几种组合：“商人”与“律师”结合，鼓吹中美经济脱钩、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传教士”与“律师”结合，在香港地区国安立法问题、新疆人权问题、5G通信等高科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封城”“言论管控”等问题上对华屡次发难；屡次介入中国南海问题、频繁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则是“军人”与“传教士”结合的结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
我们提出“已知—未知”分析模型并不是玩绕口令或者文字游戏，也不是简单地指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四种美国人，更重要的是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担心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带来的，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可能发生的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心。所以，对美公共外交最好区分哪些是不必要的担心，哪些是未来预期的担心，哪些是真正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哪些是美国人想象和夸大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国的工作。
（一）中美叙事之争
目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进入中美叙事之争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美国上下高度关注中国并放大其对华偏见，而以普遍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人类抗疫经验与立于特殊价值规范的“西方化叙事”之间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西方”概念最初指的是地处北大西洋两岸的基督教白人国家所构成的整体，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驱使下，狭义的“西方”转化为广义的“西方”：“西方”逐渐脱离了种族、宗教与地理空间等特征，成为以普适价值观引领全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文明灯塔”。“西方”的普适价值观主要包括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与人权观、以开放市场为特征的经济观以及遵守既定规则体系的国际观，因此不接受“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异端群体就成为了“非西方”。
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典型的“非西方”国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特”。第一，特长的历史。戴高乐曾说，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中国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其思想文脉五千年来源远流长，如此长时间的文化依赖是美国无法想象的。米尔斯海默先生通过严密的历史考察以及理论分析得出“中美必有一战”即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结论，但其所谓的历史分析也是西方国家崛起的短暂历史，以此参照系设计的理论根本无法正确解读中国的行为。第二，特大的规模。中国工业化成功以前，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成功掌握了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主体是美欧日，外加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可是，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就10亿人多一点，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中国的人口有14亿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第三，特世俗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因为文化太发达，以至于在中国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去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西方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都是宗教国家，且信仰一神教。尽管现代欧美社会已经相当世俗化，但是一神教已经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把信徒与异教徒对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一些本不对立的事物对立起来已成为西方基本的政治意识。第四，特殊的崛起。西方的叙事结构很简单，即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工业化，工业化是它成功的秘诀，所有的国家（地区）也只有学它才能成功。学西方就是学成功，工业化等于西方化。“亚洲四小龙”、日本都是在效仿西方的过程中成功的。中国的存在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证明了不走西方的道路也是可以成功的。
作为“非西方”的一员，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表现出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力图跳出“西方化叙事”的束缚，构筑符合自身实际与政治诉求的叙事。目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进入中美叙事之争阶段，美国华舆论动员的议题从最初以制度与人权议题为焦点转向新语境下的疫情责任议题、产业链安全议题、中国影响力议题以及公共产品议题。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亟需新的理论指导。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新使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新时代对美公共外交要有新使命，笔者认为对美公共外交的新使命在于重构美国的美国观、中国观和世界观，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之一是全球性政治问题的凸显与美国放弃其大国责任。对比“中国之治”，近年来我们看得更多的是“西方之乱”。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气候、环境、卫生安全等超国界的“低级政治”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目前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政治问题的规模发展到了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敌友政治”的逻辑事实上已经宣告无效。因为世界只能有一个，它是个所有人都需要分享的制度存在，它是个不可以分裂理解的完整政治空间，世界成了一个共同事业。世界不需要对立面，不需要敌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战疫”中，中西方在治理能力上的差异更加显露。截至2021年2月中，美国国内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已经超过2400万人，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面对自身治理能力下降，美国有人把自身的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搞“内病外治”，中国成为美国政治失败的替罪羊，还有人企图通过对华示强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美国不仅在“中国观”上走入歧途，在“世界观”上也出了偏差。美国放弃了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最紧张的时刻，美国作为最大的赞助国，曾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理由之一是其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被中国控制”。中国不仅再次成为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危机不力的“替罪羊”，并且此举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产生很大消极的影响。
受困于自身霸权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国内政治治理失败和全球化失意的替罪羊。在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决策者对华认知深受民众影响。错误的认知导致错误的行为。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公共外交因面临西方的话语霸权，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首先是“他者化”悖论，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框架来表达的新闻使得中国形象经常被他者解读，比如中国为遏制新冠肺炎的全国蔓延而采取的“封城”措施，在部分西媒笔下就变成了“给人民的自由带来巨大损失”，致使我们想当然是好的措辞在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其次是“异化”悖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异化悖论。最后是“实力与形象”悖论，西方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胁；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胁。”中国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
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始终是一个“他者”，对美国而言，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成功就意味着美国所营造的“西方叙事”被打破。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决心融入国际社会。几十年来，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核心问题。2017年以后，随着美国打压中国发展的措施升级，中国意识到美国似乎没有准备与另一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制度但无意与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平共处。
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在于重构美国的美国观、中国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任重道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启了重塑美国的新身份努力——不必“绝不做老二”也同样伟大，可惜美国政治精英不为所动。目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受制于党争，搞“内病外治”，反华成为两党操纵选票的法宝。但是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美人民友谊蕴含了几十年来两国人民的无数心血，两国人民不应该任由美国的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把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30多年前，习近平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就对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这些老朋友身上，从很多美国朋友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心灵相通的真挚感情，这让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所以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心应该放在普通的美国民众身上，应该注重沟通思想，寻找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真正实现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
2021年1月20日，约瑟夫·拜登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这位民主党总统曾表示，当下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国家是俄罗斯，而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态度似乎有所缓解。虽说基于华盛顿形成的对华强硬的新的政治正确，中国不必期待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回到特朗普政府之前，但从拜登团队公布的施政大纲来看，接下来的4年中拜登政府可能将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作为工作的主要方向，此外，拜登上台第一天就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使得中美合作的空间上升，这将有利于对美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
（三）对美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与“四共法则”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要改变三个局面：一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各说各话，“鸡同鸭讲”，还要改变美方造遥污蔑不付代价现象；二是改变中式宏大叙事与美国“魔鬼在细节”思维的不对称；三是改变被动应对有余而主动出牌不足，求异有余而求同不足的局面。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笔者在拙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中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中国、认可中国、认同中国。（1）认识中国。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自然也非常多。“3D中国”具有发展中（developing）、充满活力（dynamic）、富有多样性（diverse）的特征，对此应予客观、辩证、立体的看待。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2）认可中国。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3）认同中国。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总而言之，将恐惧转化为希望，是“三认”的使命，这将在拜登政府时期的对美公共外交中得到生动体现。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四类群体是美国精英，很难改变其认知，但其折射的四种精神却是美国民众普遍认可的。
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关键是遵循“四共法则”（“共通”“共鸣”“共振”“共情”），主动作为、善于借力，影响“已知与未知”的十字路口，避免两国民众感情螺旋式恶化。（1）对美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针对法制精神的美国人对华认知“未知的未知”，强调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经营的合法合规性的同时，应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突破口，基于美国被疫情严重困扰的事实，抓住拜登政府主抓抗疫的时机。要畅通对话渠道，强调中美都面临疫情常态化、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频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合作应对，怪罪对方不仅于事无补，且贻误时机，为此需要学习借鉴各国抗疫模式，不存在单一体制优越其他体制的问题。中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的，中国可以表示愿同美方分享防控信息和抗疫经验，在诊疗方案、疫苗研发乃至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中美抗疫经验的互学互鉴，可外延至探索国家治理如何实现自由—秩序的平衡。（2）对美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针对契约精神的美国人对华认知“已知的已知”，我们要向拜登政府强调继续执行去年已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继续向美国开放市场；强调无论是华为还是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都信奉与美国公司同样的契约精神；强调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是高科技，增量在中国，存量仍在美国。过去40年中美双边贸易增长250多倍，中国支持了美国约26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约有7.25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中美关系虽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历史，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中美关系凝聚了两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历届政府的智慧和心血，是中美几代人共同努力的基础。强调中美两国的成就是在合作中取得的，以唤起美国接触政策的共鸣。（3）对美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针对尚武精神的美国人对华“已知的未知”担忧，我们首先要亮明底线、避免对抗，讲清楚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关键是要相互尊重，打消美国担心中国争霸东亚甚至世界的莫名忧虑。同时强调放弃零和，共担责任，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可成为像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历史性机遇，因为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你赢我输”，也不再是“双赢”，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要么团结一致彻底战胜病毒，否则被病毒击垮，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独善其身。为此呼吁疫苗研发开放式创新，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对话，共同帮助美国及其盟友抗疫，维护其公共卫生安全。应鼓励两国科学家在应对卫生危机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交流和联合研究的潜力。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两国能够携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获益。（4）对美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empathy）。针对传教士精神的美国人对华认知“未知的已知”，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中国文化契合的中国化逻辑，回顾中美合作的历史，找到中美文化相通之处，形成各团体的共情，代表性例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举措。2020年7月30日，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POLITICO网站发表题为《站到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政府享有中国人民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得到5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始终以代表人民利益、赢得人民信赖为工作标准，找到的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崔大使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名言“对所有国家恪守信念与公正，与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与和谐”作为结语，呼吁美国铭记历史，重回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轨。
（四）对美公共外交的五个“讲清楚”
第一，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论，就是美国人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是根本性的。这首先源于美国人误读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美国人认为没有信仰的是邪恶的，共产党不仅自己信神而且也抹杀人民的宗教信仰。其实共产党的“无神论”是契合中国世俗社会的，故此才能在中国扎根。世俗不是不信神，而是由于中国文化太发达，以至于没有单一的神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中国成为儒道释并存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各种宗教传统。这是首先要给美国人讲清楚的。笔者正在撰写《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就显得很有意义。其次是美国人误解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公有制”，而美国笃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云在疫情期间给美国捐赠抗疫物资，就很好地改变了美国人以为中国经济还是公有制的误解。讲清楚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非常重要。最后，不能将中国类比为苏联，从文化基因上讲清楚中苏之间的差异，中国自中苏论战后就已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上升到文化自信，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传统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比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很好地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二，讲清楚中国崛起的逻辑。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崛起后意在争夺世界的领导权，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以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近年来中国陆续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和理念遭到美国不同程度的抹黑及污蔑，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全球国家，历史上也并没有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美国对此的误解也可以理解。实际上中国最关注的是维持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日程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已经被写入党章，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内不在外。脱贫、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升级、祖国统一，一个面对如此艰巨国内任务的中国怎么可能轻易（更不可能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内“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为了促进人类进步，推出国际版的“五位一体”的规划: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已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有机结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紧密连接，中国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于世界的发展。辩证统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促进人类进步，解决中共历史使命和长远使命，实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类服务的有机统一。
第三，讲清楚中美合作的担当。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深入交融的今天，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的任何波动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影响力。中美之间化冲突为合作，以合作管控分歧，成为中美关系的辩证法。缺少“高于国家”的政治分析单位，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致命缺陷，这个缺陷在之前几百年中并没有暴露出来，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日益复杂化，这个缺陷正在显露。我们可以在此次欧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窥探一二，以国家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使得欧盟成员之间几十年培养的“友谊”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变得稍嫌单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也因“美国优先”而有所削弱。美国执意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武汉肺炎”或“中国病毒”的动机，把一个自然的、物种的变量重新定义为一个种族的、地域的和政治的变量。面对全球性问题，美国又开始树立“敌人”，根本没有跳出“国家”这个地域的思考范围。
我们知道核扩散、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卫生健康等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本就不分国界。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待问题，从世界看国家。新时代下中美合作有三大担当。一是历史担当，避免陷入“守成大国—崛起大国”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超越“老大—老二”悖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总结中美建交40年来的经验启示：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两国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应避免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现实担当。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事关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更关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习近平指出: “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对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都肩负重要责任。目前中美之间各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中美之间亟需厘清三份清单：第一份是合作清单，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这份单子越长越好，而且不应受到其他问题的干扰；第二份是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尽快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第三份是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并管控好，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三是未来担当。目前欧美的发展模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边缘化：欧式创新以节省资源、原材料为考量；美式创新以节省劳动力为考量，而发展中国家的两大优势正在于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所以不断被边缘化，形成“创新陷阱”。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不符合美国的发展利益，本质上也不符合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我们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下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在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深度融合的情况下，美国能否容纳中国，与一个历史、文化和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如何开创更具包容、合理且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成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担当。
第四，讲清楚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中美是竞争与合作关系而非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更应该携手应对人类的共同敌人。正如钢丝运动员为了保持平稳，在表演中始终直视终点，同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也应该面向未来，营造美好愿景。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的和平发展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进展。在核扩散、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医疗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亟需全球合作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分歧会蔓延至每个地区的内部政治。虽然中美达成共识非常困难，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挑起对抗必定是自寻死路。
第五，讲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传统中国的“和合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命运与共。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都写进党章，美国人就不必大惊小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了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其逻辑是虽然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及共同的追求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的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在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刊文，就“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总结了600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他大胆预测，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未来。
结语
美国并不否认人类必将进入共同体时代，美国抵触的是由中国提出的作为政治符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美公共外交应多一些文化，少一些政治；多寻求共识，少强调分歧。可以以“中美共生”概念对接中美“共同体”理念。二战后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美欧“大西洋共同体”，当时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今日再提“共同体”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万物互联时代潮流，契合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预示着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而人的全球化则更多体现为共同体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中美关系恰当的标签应该是“共同演化”，在合作中重塑新的身份和认同。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时下中美关系发展处于变革期，根源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及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担忧。“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华民族不可能放弃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了对美公共外交新的使命和内涵，为了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外交应该做此尝试。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栾文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3月刊，转自人民大学国政评论，2021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