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雄狮外交与狗熊外交的对决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话语体系不仅对中国外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 而且也渐渐被世界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许多世界大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人所理解，接受，欣赏，和采纳。在当下全球新冠继续肆虐，中美两个大国冲突趋强的情况下，世界格局更加显得不稳定，乃至几近陷入动荡，人类未来扑捉迷离。这种形势更加凸显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价值所在。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于2020年9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国继续肆虐的情况下，各国更应该携手合作、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发挥联合国的关键作用，凝聚各国力量来应对当下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基础体现为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识的构建过程首先体现为沟通共同体的培植过程。责任共同体要求各国对安全威胁承担起必要责任。 在联合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协商合作舞台上，虽然一些国家领导人并未在发言中明确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但是，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发言都从未有过地强调了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和当前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的紧迫性。可以说，在后疫情时代和后自由主义时代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全球性内核实际上已经被联合国和世界各大多数国家所接纳。

然而，仅代表美国民粹主义少数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上的发言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鼓吹民粹主义和”美国第一”及”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以大肆污蔑中国为能事。他的讲话与美国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符，遭到了包括联合国领导人和多国元首，乃至美国国内许多意见领袖的不肖和抵制。自2016年以来，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总统就纵恿和包庇白人种族主义，放纵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歧视，挑起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文化战，外交战，和意识形态战等，企图与中国脱钩，与中国打冷战等。他不仅通过言辞和政策执行极力加深美国社会的分裂，而且通过他的政府要员践踏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各国的正当利益，极力推动全球化的分裂，逼迫世界多国选边站，最终服务于“美国优先” 战略。这所有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为多数美国人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所诟病。可以说，特朗普总统选择了一条自绝于世界共识，与世界为敌，逆世界潮流的羊肠小道。

特朗普总统及其成员的所做所为对美国，对中美关系，和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被美国及包括中国相关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在内的世界多国仁人志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中国领导人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地规劝特朗普主义者们，希望他们有所收敛，或停止肆意妄为。然而，特朗普主义者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此，许多中国外交官员为了正当防卫，开始对美方及其国际跟班采取了大声疾呼或反制脱钩等措施。然而，特朗普主义的帮腔者们却片面地将这些自卫言行称为“战狼外交”。笔者认为，这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的的当代中国外交应该称其为“雄狮外交“。拿破仑曾说， 中国是一头东方睡狮。然而1949年10月1日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已成为一头东方醒狮。而当今中国已成长为一头地球上的雄狮。因此，当今中国外交应称之为“雄狮外交”更为恰如其分，而不仅是“战狼外交”，或“熊猫外交”。 雄狮外交是在以创造全人类的福祉为己任和准确把握人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以不断增进人类和各国人民的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全局性外交。“战狼外交” 只是面对世界法西斯主义或帝国主义等邪恶势力的凶残的暴力性威慑型外交的有力自卫式回应。“战狼外交”的正面则是众人所知的“熊猫外交”，一种友好亲和的，与人为善的魅力型外交。 熊猫外交与战狼外交都属于雄狮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致力于贯彻雄狮外交的方针政策，服务于雄狮外交的战略目标。换句话说，雄狮外交就是王道外交，是用以打击和制服霸道外交的克星。在这里，笔者所说的王道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霸道就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于2020年9月15日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实际上是一场多边主义战胜单边主义的大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战胜特朗普主义愿景的大会，是王道战胜霸道的大会，是雄狮外交战胜狗熊外交的大会。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生命力愈加顽强

中国在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概念。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对于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意义重大。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70周年系列峰会、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2017年瑞士日内瓦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中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也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中首次写入了联合国决议里。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主席谈到的数个重要观点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全球各国都生活在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大家庭里，合作共赢是各国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维护世界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是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也表明中国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应对碳排放，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和“一带一路”的绿色低碳转型、构建低碳共同体相互交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过去9年时间里变得更加鲜活，显现了越来越顽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并和“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新型全球化一同塑造着全球舆论场的话语体系。

联合国大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认同和采纳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资源。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需要警惕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新冷战”，要全力遏制全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协调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等威胁。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上的讲话强调世界应该避免陷入文明冲突之争，大国应有大国的风范，不可让孤立主义霸占全球治理体系的高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认为，特殊疫情期间国与国应增强互信，遏制政治病毒在全球的散播。在2020年联合国安理会视频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特使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谈到中方为推动更好的全球治理会推出五点举措，包括“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维护国际法则秩序”和“加强联合国作用”，并再次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视频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谴责了美国在疫情治理失控和“政治病毒”传播中嫁祸于人的恶劣行径，这样只会使自己孤立于其他国家。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理应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实实在在地推动国际合作，提供能为全人类服务的更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特朗普在联大上的讲话将中国作为唯一极力谴责的对象，一直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病毒”一词来抨击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必须让中国为此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在环境保护方面，特朗普指责中国塑料垃圾和碳排放超标严重。但是特朗普并未反思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起到了带头作用。美国在全球舞台上任性退群，在联大、达沃斯论坛上恶意指责他国。这些只会让美国在全球治理中陷入穷途末路、孤掌难鸣的境地。

在全球治理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存在着五个方面的主要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双向互动的新型全球化，认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需要相互交融，在全球治理中倡导多边主义和理想主义，希望在安全问题上全球能取得积极性的共识，并且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双方实现共赢发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护贸易保护主义，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政治中践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单边主义原则，认为安全问题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并将建设更强大的美国作为头等目标。在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均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舆论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多边主义明显占据上风。这不仅会让当下及未来的全球治理更具有人文关怀，而且为人类的未来注入了强大的稳定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实施有赖于构建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文明互鉴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不是线性的，而是循序渐进的，最好采用“撮合—磨合—融合”的传播模式。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遵循“宣传、传播和沟通”三种方式的叠加融合。在全球治理文明互鉴话语体系中，“宣传、传播和沟通”目标需要运用全球胜任力这一综合能力具体实施。全球胜任力主要是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包括跨文化理解力，沟通力，谈判力，辩论力，说服力，管理力，和领导力等。世界经合组织报告曾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从多个角度批判地分析全球议题及跨文化议题的能力；理解差异如何影响观念、判断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能力；在尊重人类尊严的基础上，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开放、适宜、有效互动的能力”。在人才培养层面上，全球胜任力旨在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在全球治理层面上，全球胜任力旨在通过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和良性互动达到共同治理的目标。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这一中国方案的倡导者，理应利用其高等教育平台面向世界各国学生继续开放，着力培养大批全球胜任力人才，满足中国和各国外交机构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人才需求。

    本届联合国大会所讨论的数个棘手议题也反映出了联合国目前面临多方压力和现存危机，具体包括中美大国的激烈交锋、欧盟在联合国的独立发声、印日德巴等国索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俄罗斯坐山观虎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的变调、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过度情绪化的表现实际上不仅有失大国风范，而且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叠加出现更加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和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必要性。正如王毅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论坛上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团结进步、开放合作才是全球在面对国际风云变化局势时所要坚守的价值。王外长在这里重申的正是笔者在本文上半部分所指的王道外交，或雄狮外交的原则。 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既像照妖镜，也犹豫一盏照亮人类未来的明灯。在人类至乱至暗的现在和未来，中国外交界理应再接再厉，不为艰险，继续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盏明灯，与世界各国仁人志士一道，为构建一个清洁美好的世界共同奋斗。

后记：本文后半部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共识”为题最初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国社会科学报。链接如下：http://ex.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11_5317193.shtml

作者：贾文山，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卢芳珠，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